热点聚焦：带您重温2023年16个前沿热点话题！

正值新春佳节，我们带着诚挚的祝福和满怀的期待，为您精心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本篇推文汇集了2023年iResearch“热点聚焦”栏目发布的16个热点话题。每一个热点话题，都是对知识的深度挖掘和对学术前沿的热切关注~我们希望，在这个充满希望和喜悦的时刻，能帮助广大外语教师和学子们更好地聚焦学术热点，提升自我，一同迎接龙年的美好和挑战！

为便于大家查阅参考，可点击每个话题最后的链接查看该期“热点聚焦”的完整内容，也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该栏目更多内容。让我们携手步入知识的海洋，共享学术的盛宴~

语言智能与外语教学

语言智能是指语言信息的智能化，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和处理自然语言的科学。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推动教学方式智能化变革，是加快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因素。本期栏目选取一本图书、两篇论文，集中展示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王定华教授和杨丹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开展的系列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研究，为智能赋能教育提出新方法、开拓新路径、创造新未来；李佐文教授、梁国杰副教授从语言智能的内涵出发，构建语言智能学科的基本框架；黄立波教授基于语言智能研究发展历程，提出智能化外语教育教学体系。

——河南师范大学 刘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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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华、杨丹：为推进人工智能在教师领域的应用，2018年8月，教育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2019年12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服务国家战略，发挥北外优势，聚焦前沿课题，探索崭新机制。2022年，王定华教授和杨丹教授带领该重点实验室谋划启动《智能与赋能：中国外语教育数字化展望》一书。该书在展现人工智能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宏观背景之后，依次呈现政策篇、技术篇、研究篇、应用篇、国际篇，最后是压轴的结尾部分。该书洞悉国际外语教育态势，提炼中国外语教育实践，分析人工智能赋能途径，谋划人工智能赋能方略，探索外语教育提质增效。

李佐文、梁国杰：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到认知智能阶段，“语言智能”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亟待建立和发展。全面把握语言智能学科的内涵，大力加强语言智能学科建设，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创新发展以及人才培养。语言智能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创新研究三个层次，语言、认知和计算是语言智能的三大要素。时代呼唤新型交叉学科解决现实问题，语言智能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实施和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黄立波：本文在对语言智能研究发展历程从人机对话和机器翻译系统等自然语言理解与处理视角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指出，语言智能研究将对外语教育产生冲击和影响，未来外语教育教学必须面对并迎接语言智能发展带来的剧变，对接语言智能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大数据背景下，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建立基于语言智能研究的智能化教育教学体系，是未来外语教育的必然发展趋势。

外语教学中一定要使用真实性语言材料吗？

真实的文本，就是现实中由真实的说话人或作者为真实的听众或读者产出的、用于传达某种真实信息的文本（Morrow 1988：13）。本期特别呈现Mishan（2005）从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角度对使用真实文本合理性的阐述，以及Charles & Pecorari（2016）在学术英语教学领域对使用真实文本优缺点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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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a Mishan: Schemata may thus be conceived as structured groups of concepts which constitute generic knowledge about events, scenarios, actions, or objects that has been acquired from past experience. Schemata are culture-specific and to some extent idiosyncratic since these concepts are formed within an individual’s mind influenced by his/her ow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rough his/her personal experience. They are, then, an individual’s no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behavioural norms and phenomena which s/he has construc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into his/her own culture. When processing language input, the reader/listener effectively ‘maps’ the input against an existing schemata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incoming information.

Maggie Charles, Diane Pecorari: There are two major arguments that proponents of using authentic texts put forward.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re can b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linguistic, pragmatic and discoursal features between the language of specially constructed texts and that used in examples of real academic discourse. It is argued that without a basis in authentic texts, there is a high risk that the materials will fail to meet the real-world communicative needs of the learners. To counter these arguments, critics of the use of authentic texts point out that authenticity alone does not guarantee suitability for teaching purposes. The second major argument in favor of authentic texts for EAP learners is that 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intrinsically motivating.

教师支持研究中的量化方法

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学生的学习心理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期栏目聚焦教师支持研究中的量化方法，刘宏刚教授的团队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设计了“学生感知的英语教师支持量表”，并用其探究了学生英语学习焦虑和坚毅之间的构想关系。杨颖莉教授的团队运用平行中介分析方法探讨了教师支持、动机和学生学习投入之间的路径关系。郭继东教授的团队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教师情感支持、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课堂互动之间的影响关系。这三个团队提供的四篇文章展示了教师支持研究中常用的量化方法，对教师支持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北京语言大学 许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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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刚、李晓雪：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EFL teacher support is a tri-factorial structure involving academic, instrument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An exami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EFL teacher support in terms of gender and age showed that male students perceived significantly higher emotional support than female students did,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general 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than their junior counterparts. We offer some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ing and promoting EFL teacher support and propose future directions for EFL teacher support research.

刘宏刚、李晓雪、闫艳：We 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to 1,401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 measure their FLA, L2 grit, and three types of perceiv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support – namely, academic, emotional, 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perceived overall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support had a direc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FLA, whereas three dimensions of teacher support could not directly affect FLA alone. Mediation analysis results reveal that perceived emotional 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could negatively affect FLA via the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of L2 grit.

杨颖莉、杜晨曦：This study draws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and two SDT-based models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utonomous motivation and controlled motiv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among 504 EFL learners in China. Parallel mediation results revealed that autonomous motiva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while controlled motivation did not. The study validated SDT and two SDT-based models in a Chinese online EFL setting.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were proposed to enhance EFL teachers’ support and learners’ engagement in online English classes.

郭继东、刘晓红、周沫：Taking 352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s subject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FL learners’ perceived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self-efficacy, and interaction engagement. It revealed that EFL learners’ perceived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predict interaction engagement. Besides, self-efficac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FL learners’ perceived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and interaction engage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eachers should enhance their emotional support, which will effectively increase students’ self-efficacy, boost their interaction engagement, and thus improv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外语教育学本体研究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网近日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力主构建的“外语教育学”，已确定为归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为全面回顾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历程，本期特别聚焦外语教育学在以往几年的本体研究，对外语教育学的理念、概念、理论基础、学科体系及其构成要素间关系、外语教育研究理论框架等进行梳理，以期深化本领域读者的认知，助力提升我国的国家外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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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斌、李民：本文在陈述我国外语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指出在我国当下建构外语教育学具有切实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的理论自觉，并围绕其概念界定、成立条件、理论基础、典型特征、学科体系等方面，阐释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内涵和内容架构。本文认为，外语教育学的建构，不仅能有效破解我国外语教育目前面临的困局，提升外语教育能力，而且能重振外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

王文斌、李民：外语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涉国家语言发展战略以及社会多领域的进一步国际化。外语教育尽管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过度聚焦于教学方法、缺乏宏观思考与整体规划、政策研究不到位、研究范畴不清、层次不明、对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参考不足等发展性问题。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相关教育学理论，在充分考量国内外外语教育现状的基础上，从两类视角、三种性质、五个维度和九个层面，尝试构建我国外语教育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创新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外语教育学科体系打好基础。

李民、王文斌：学科体系不但是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学科构建的关键。本文以系统哲学为指引，首先指出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须遵循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边界相对性等原则，然后以外语教育过程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为依据，将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外语学习研究、外语传授研究、外语课程研究等13个结构要素，并根据这些结构要素在外语教育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将它们分为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规划研究、实施研究和管理研究五大层面，揭示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诸要素间的内在关联性。

王文斌：语言学的一切研究成果，皆有可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成为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来源或灵感。本文开篇简述了本文的立意，以此为起点，分述了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10个维度的关系。本文提出，外语教育归根结蒂是语言的教育。没有语言学研究做基底的外语教育研究，极有可能会成为一只跛脚鸭。外语教育研究若纯然置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于不顾，那就难以称为真正的外语教育研究。语言学虽非万能，但没有语言学，外语教育研究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加深对语言学在外语教育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认识，必然裨益于外语教育研究在深度、广度和高度上进一步丰富其理论与实践。

常俊跃等：本文在外语教育学体系下阐述外语课程与外语教育目标、语言政策和规划、教材、外语传授、学习者、教师、测评、教育技术、翻译教育、语言学理论的关系。本文认为，深入理解这些关系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开展课程建设及课程研究，助力我国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

杨枫：“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学科的元定义可揭示其学科本质，彰显其学科核心，演绎其学科体系，意义十分重大”（吴超等2018：1）。以此考察外语教育学的定义，我们发现王文斌和李民（2017：735）以及张天伟（2023：65）的定义最有内涵与体系上的显著性，基本符合一个名词或专业术语的命名要求，但是由于传统或原来的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散落在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教育语言学、TESOL等研究领域，外语教育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定义必须具有本质性的区别特征，即核心思想以及以该思想为焦点的各相关内部要素的层次分布及关系。

外语教育学视角下的融合研究

为进一步加深我们学界对外语教育学的理解，本期“热点聚焦”探讨外语教育学视角下各维度的交叉与融合研究，强化学科内统筹兼顾意识，暂先介绍教育技术、认知语言学、外语测评和外语教育政策在外语教育学中的定位及融合发展，以期拓展相关领域读者对外语教育学的认知，助力我国外语能力建设及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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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帅、唐锦兰、王琦：教育技术作为支撑条件，能够服务外语教育创新，实现技术增强的外语教育。教育技术与外语教育的融合正逐渐影响外语教育生态，使其走向智慧和适应；外语教育的发展亦能反哺教育技术创新，拓宽其方法论与应用边界。二者呈相互赋能、相互增强的关系。但教育技术作用于外语教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依赖“人”作为外语教育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因此，教师、学习者、课程研发者、教材编写者、政策制定者需充分发挥能动性，审慎思考教育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作用，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推动新兴教育技术赋能的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

徐锦芬：认知语言学探讨人类语言能力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人类语言产生、理解和运用的心理认知机制。随着该学科理论与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在外语教育学中的融合运用逐渐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首先从二语习得观和外语教学观两个维度阐明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彰显将认知语言学融合运用于外语教育学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然后介绍认知语言学在外语教育学中融合运用的现状，即以范畴化、原型和概念隐喻等理论在外语教育学分支学科中的运用为鲜明特征。最后，本文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展望认知语言学在外语教育学中融合运用的新范式，为该领域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罗凯洲、韩宝成：外语测评是外语教育学科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它与外语教育其他领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厘清关联有助于规避测评的误用，促进不同研究方向融合与发展。本文全面剖析了外语测评对外语教育其他方向的作用，主要包括规范课程评价、反拨教学实践、运用课堂测评、确定语言水平、辅助任务编制、提升测评素养、检验语言能力假设、充当政策工具。

张天伟：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既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内容，又是外语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语教育学的框架下，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期和实施期分别体现了不同参与者的能动性及其与不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外语教育政策中的个体能动性通过汇聚成集体能动性，使政策研究与基础理论、教育实践互相影响，相互依存，动态发展，共同构建外语教育学体系。

国家语言智能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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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芳、杨佳：中国语言文字智能化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期准备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第二阶段为全面启动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新中国国家语言智能化建设同时面临着机械化和自动化两个时代的历史重压。

董丹：意大利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最初的两个国家级自然语言处理项目皆由安东尼奥·赞波利创立的计算语言学协会设计和提议建立，在教育、大学与研究部和国家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由计算语言学协会主导的意大利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形成了全国网络，并与国内外的大学、企业、研究组织开展合作。

董希骁：1994年，罗马尼亚科学院“米哈伊·德勒格内斯库”人工智能研究所（RACAI）成立，将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知识获取、计算机辅助教学、综合信息管理等列为其重点研究内容。2000年可被看作罗马尼亚语言智能化元年，相关问题被正式纳入国家信息领域研究和发展规划之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语言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举措。

语言服务人才培养

随着“国际语言服务”获批二级学科，关于语言服务人才培养这一话题的讨论日益增多。本期热点聚焦集中探讨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相关研究。王立非教授和栗洁歆老师探讨了设立国际语言服务本科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国际语言服务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设计思路；刘和平教授和韩林涛老师根据市场需求，探索融合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路径和体系；崔启亮副教授和黄萌萌老师以行业需求为依据，设计了高校语言服务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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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非、栗洁歆：我国的语言服务从产生到发展繁荣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诞生阶段（1990—2000年）、发展阶段（2000—2010年）、壮大阶段（2010—2020年）和成熟阶段（2021年至今）。国际语言服务专业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包括：符合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新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符合高质量对外开放新格局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双一流”学科与新文科建设的需要，设立国际语言服务本科专业已具备前期基础。

刘和平、韩林涛：首先探讨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国际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三融合问题：学科/专业融合、专业与新技术融合和人才培养产学研融合。实现学科/专业融合的路径是多样化的，既可采取体系化专业知识进教材、领域专家进课堂、专业项目进实习的“三进”模式，也可以根据领域特点用外语讲述专业课程，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培养真正的跨学科/专业能力。要实现专业与技术融合，一方面要推动“语言+信息技术”的课程体系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信息技术+语言服务”的专业信息素养能力培养。政产学研一体化驱动的语言服务课程体系有很多升级路径，可借鉴的校企合作创新举措有项目进课堂（基地），在企业进课堂前先安排能力适配的学生进驻企业实习，为完成预期的课堂活动作铺垫；基于具体案例和场景邀请企业和实习生联合开办讲座、沙龙等。

崔启亮、黄萌萌：由于语言服务具有跨学科、多元化和应用型特征，因此，语言服务需求也呈现多元化和专业化特征，可以分为行业与业务需求、能力需求、学生学习需求和教师教学需求等方面。其中，语言服务行业需求具有垂直性和多元化特征，以及细分性和多类型特征。语言服务专业能力需求可以表述为：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是专业基础能力，还包括语言技术能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技术传播能力。语言服务学科的学生学习需求可以表述为：多开设实践应用课程和垂直行业课程，提高专业领域知识。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扩大专业化和实践型教师数量，对接社会和行业需求，突出专业特色是教师的教学需求。

国家外语教育能力探析（一）

外语教育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也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国家“能否培养出外语语种数量多且质量高的国际化人才，以满足国家处理各种国际事务的需求”。文秋芳教授于2011年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构成新框架”中，将国家外语教育能力作为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一部分。本期热点聚焦关注中国和俄罗斯的外语教育能力，尤其是外语人才培养的特色所在，内容摘选自“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中的《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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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芳：我们将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探索期（1949—1977年）；（2）发展期（1978—1998年）；（3）加速期（1999—2011年）；（4）新时期（2012年至今），并就外语语种专业的变化、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外语课程目标的变化、外语教学内容的变化、外语教学方法的变化、外语教学手段的变化在这四个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

李迎迎、潘晓彤：个性化发展是俄罗斯外语人才培养的突出特色，在俄罗斯外语人才培养中，这种个性化的培养方式则具体体现在外语教育覆盖面广、外语教学模式多样、强调人才培养的科学性等方面。外语教育方向的科学性以及时间和规模的合理配比为俄罗斯高质量外语人才培养提供了充足的养分，语种多样化和教学模式的多样化使外语人才培养更加全面且富有针对性，能够在全面保障俄罗斯外语教育坚持个性化发展的同时，塑造出价值观端正、具有强烈时代使命感和公民责任感的外语人才，这也为我国的外语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借鉴和参考。

国家外语教育能力探析（二）

外语教育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也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国家“能否培养出外语语种数量多且质量高的国际化人才，以满足国家处理各种国际事务的需求”。本期热点聚焦关注德国和法国的外语教育能力，尤其是外语人才培养的特色所在，内容摘选自“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中的《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法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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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霞、葛囡囡：国家外语教育的“覆盖面”是指国家通过外语教育创造的语言人才种类能够涵盖多少国家、地区和领域（文秋芳 2019a）。德国整体上奉行多语教育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国家教育体系的始终，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覆盖语种范围广、个人学习语种多。总体来说，德国大力推行多语教育政策既有外因，又有内因。一方面，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促进了德国多语教育政策的形成。另一方面，德国的多语教育政策也始终基于本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

戴冬梅：法国高等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可分为非外语专业教学和外语专业教学两大类。非外语专业教学主要传授通用语种，但精英高校往往提供更多语种选择并提出更高要求。外语专业教学主要包括外国和地方语言文学文化、应用外国语和翻译三大学科，向教育、外交、工商等领域输送高端外语人才。

翻译自我修改研究

翻译活动始终伴随着翻译修改。翻译修改主要是指译者本人或他人（如译文编辑、审校者）对已出版或未出版的译文（手稿）进行修改的过程。本期“热点聚焦”摘选一本图书、两篇论文，聚焦翻译家自我修改研究，总结自我修改规律、方式及目的。赵秋荣教授以傅东华自我修改为个案，展示译者自我修改的方式与途径，探究自我修改背后的动因与规律；张汨副教授以《马克白》翻译手稿为例考察许渊冲莎剧汉译的自我修改过程，发现许渊冲自我修改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求译文的可读性和可表演性；冯全功教授和王娅婷对比林语堂《浮生六记》两个译本，探索林语堂自我修改的具体表现、原因与效果，继承与发扬林语堂的翻译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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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秋荣：本研究基于对傅东华初译《真妮姑娘》与自我重译《珍妮姑娘》定语结构的考察，发现初译本受源语渗透效应影响更明显，欧化味更浓，表现在定语结构更长、更复杂、使用频率更高。基于案例分析，本研究认为傅东华自我修改的动因可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译者翻译思想和翻译风格发生变化；汉语原创语言逐渐规范化；社会文化语境促使翻译去欧化。可见，自我修改有一定特殊性，成因比较复杂，与译者翻译思想和翻译风格变化、目标语言规范、社会文化语境等密切相关。

张汨：传统来看，翻译过程研究关注的是文本转换过程中译者大脑里的“黑匣子”到底进行了哪些认知处理（Holmes，1998：72），多倚赖脑科学、心理学等技术手段。而随着译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翻译过程研究还可以基于史料档案开展。翻译手稿是一种重要的史料。翻译手稿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它们是重要的史料，妥善保存的手稿及其中可能留存的修改痕迹可以为洞悉翻译过程提供丰富的材料支撑。另一方面，翻译手稿也能够为描写翻译学的理论深化提供支持。

冯全功、王娅婷：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以1939年西风社版本为依据的其他版本，鲜有关注1942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中收录的版本。通过对比分析林语堂的自我修改之处，我们完全赞同所谓后译优于前译（李平，2020：140）的观点，尤其是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林语堂的后期译本具有更大的借鉴价值。其实这也并不限于《浮生六记》的翻译，还包括其他作品的翻译。林语堂在不同时期的自我改译研究对译者（尤其是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外译的国内学者）、研究者与出版者都不无启发。

人工智能时代的译后编辑能力研究

当前，“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工作和服务模式，译后编辑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学界和业界人士的重视。本期热点聚焦选取一本图书、两篇论文，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译后编辑能力研究。王华树、刘世界（2022）结合行业领域的现实需求，对译后编辑能力模型构建和发展路径献言献策。赵秋荣（2023）在译后编辑能力研究和模型探索的基础上，提出关于译后编辑能力培养的具体建议。王律、王湘玲（2023）从实证的角度发现“ChatGPT+MTPE”交互式译后编辑能力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形成更灵活、全面的译后编辑策略知识体系，促进译文质量评估能力提升，提高职业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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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树、刘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成为学界与业界关注的新话题，语言服务行业对译员的译后编辑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新的译后编辑能力模型，对各能力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并从革新翻译认知、重视课程建设、强化数字素养及注重伦理建设四方面阐述译后编辑能力的发展路径。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行业人才能力需求的支撑与验证，当前研究成果可为国内译后编辑人才培养及译后编辑能力规范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赵秋荣：译后编辑课程教学的总目标是使翻译学员掌握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基本原理，培养他们利用技术工具开展译后编辑实践的能力。译后编辑能力课程不是要教授相关软件操作，而是教授学员以译文产出为导向，将机器翻译与具体实践有效结合，尽可能高效地完成译后编辑项目。目前关于机器翻译会不会代替人工翻译的讨论仍然存在，但在全自动高质量机器翻译出现之前，机器翻译仍然不会代替人工翻译。因此，目前重点应放在如何充分利用机器翻译上。翻译能力不断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及机器翻译的发展促使译后编辑能力成为译者的必备技能。语言服务行业已经开始关注译后编辑培训服务。由于师资等方面的限制，开设译后编辑课程的高校相对较少，基于译后编辑的教学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王律、王湘玲：本文采取基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准实验研究设计，探究了“ChatGPT+MTPE”交互式译后编辑能力培养模式的教学效果。结果显示，实验组关于译后编辑策略、译文质量评估和职业知识的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表明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验组学生形成更灵活、全面的译后编辑策略知识体系，促进译文质量评估能力提升，提高职业知识水平。同时，两组学生均希望学习更多关于译文质量评估的知识，反映出质量评估能力在译后编辑教学中的重要性。此外，实验组译后编辑产出在“流利度”和“文本功能性”变量指标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表明项目驱动的译后编辑能力培养模式对译文质量的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翻译评估实践与研究

翻译评估旨在以科学的方式衡量翻译学员的翻译质量或能力，通过加强对翻译过程、翻译细节及翻译成果的关注，助力翻译教学或培训方法的优化与创新，进而提升学员的翻译能力。本期栏目聚焦翻译评估的实践与研究，包括三本著作的内容。第一篇“八种具体的翻译能力评估途径”选自《翻译能力研究》（赵秋荣、葛晓华 著）；第二篇“翻译质量的宏观评价和诊断评价”选自《翻译质量评价的标准与自动评价方法研究》（秦颖 著）；第三篇“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的挑战及其发展前景”选自《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杨志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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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秋荣、葛晓华：随着译后编辑的广泛开展，译后编辑能力评估也逐渐成为翻译能力评估的一部分。Doherty（2020：343）认为，译后编辑评估研究涵盖了客户（包括译本最终使用者）、译者、技术人员等参与方，综合评估翻译水平。评估内容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译后编辑软件等的使用情况，人机互动中人的个体因素与认知努力等，评估方法从印象式评估扩展到录屏、眼动追踪、心理测试、调查、采访、有声思维等多种形式。

秦颖：诊断评价也称分析性评价，多见于语言学习者日常翻译训练，在机器翻译领域的评价中开展得很少。人工诊断评价的角度涉及译文的很多方面，比如语法形式是否正确、语义表达是否准确、语体是否恰当，甚至包括文化背景是否符合等等都可以列为诊断评价的内容。通常的情况下，诊断评价的结果是以文字说明的形式给出错误有关内容的描述。

杨志红：虽然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正在稳步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我们还面临以下挑战：1）翻译测试的构念（即对于翻译能力的认识）还需不断完善；2）翻译测试的设计还需更多地借鉴语言测试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3）翻译测试与评估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针对这些问题，未来研究可关注以下几点：1）进一步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的认知过程；2）提高翻译测试的交际性和真实性，尤其要加强翻译任务的取样研究；3）对当前翻译能力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及进一步整合，加强翻译测试设计的理论建构；4）针对翻译测试的题型设计、评分方式等方面开展实证研究，研究手段要多样化；5）开展对翻译学习者的长期跟踪研究，进一步探索翻译能力的发展过程，以获取更多的数据来探究影响翻译能力及其发展过程的因素。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事件语法研究

事件语法研究事件在语言表征和语言认知中的作用。事件语法的基本主张为：从语言现象本身研究语言，无法触及语言的本质；深入研究语言问题，必须首先深入研究事件。事件语法研究涵盖共时层面的事件表征、事件范畴化研究，和历时层面的事件融合、事件语法化研究。研究方法包括视频实验法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统计手段主要为多维变量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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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印：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nature of the macro-event, a fundamental concept for the Talmyan two-way typology, proposing a diachronic aspect of the macro-event, an aspect that seems to be under-appreciated or even neglected. It argues that a macro-event results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two simpler events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in Mandarin. This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by the behavior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that th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ain verbs can express all the five types of the macro-events that Talmy has analyzed to establish his typology, and that these macro-events themselves represent an integration of two simpler events and exhibit various degre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is study brings together two seemingly unrelated areas of research, that is, the area of event structure and that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us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Talmyan typological paradigm.

邓宇：This study used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evoked response potentials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ing of fictive motion and literal motion during natural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 hypothesis is that the motion component of a verb is preserved in both literal and fictive motion constructions (‘The army/The bridge crossed the river’). However, the incorporation of a motion-event frame into fictive motion constructions requires reanalysis or reconstruction both syntac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Comparing fictive motion constructions to literal motion constructions revealed a larger P300 at presentation of the subject noun phrase, a larger P600 at motion verbs, and an N400 modulation on the sentence-final complement noun phrase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ocessing of fictive motion requires increased cognitive effort relative to literal motion condition, particularly computations related to thematic role assignment and semantic unification to construct a motion-event frame involving mental simulation of motion.

任龙波：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typology of spatial stationary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emantics. Leonard Talmy (2000b: 222) states that,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S-language), which is called the Talmyan S-language hypothesi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Spatial stationary events are what Talmy termed locatedness (Talmy 2000b: 25).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typology of spatial stationary events is seldom touched upon in the research of motion events which are the prototype of macro-events (Talmy 2000b, 2016, 2017b; Li 2018, 2020; Ren 2021; Li & Liu 2022).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conceptualization process of this type of events. The methodology here is qualitative analyses followed by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collects linguistic data by elicitation experiments using the stimuli: BowPed Series and PosB series. By using these two series, twenty-six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and six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are interviewed. And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are conducted with the elicited data. A significant part of stationary events,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 are mainly expressed by locative expressions such as spatial adpositions and positional verbs.

李金妹：Li sets forth a new theoretical model of how speakers of various languages verbalize events having varying degrees of internal complexity – a four-dimensional model for event integration, which is a new method for investigating the language-thought interface by analyzing participants’ conceptu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dynamic events. This four-dimensional model falls into two parts: conceptual event integration and syntactic integration. Conceptually, four dimensions determining which events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an integrated macro-event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spatial and/or temporal integration, participant integration, event-type integration and relation integration. Syntactically, the morphosyntactic counterpart proposed as realizing conceptual event integration is the monoclausal construction derived from multiple clauses.

靳俊杰：The present paper follows a bidimensional approach of aspect to conduct a corpus-based aspectual analysis of verb concatenation with imperfective markers zhe (henceforth VCIMs zhe) in Mandarin. Specifically, to construe the cognitive inference mechanism of aspect, a multifactorial analysis of VCIMs zhe by the statistical techniques of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onditional inference trees and conditional random forests is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prototypical temporal features of verbs in two slots, predict the aspectual meanings of two imperfective markers zhe, and also discuss the conditional importance of factors such as durativity, dynamicity, telicity, boundedness, and slot in identifying the situation types of two verbs or verb phrases in VCIMs zhe.

沈煜：The Qu disposal constructions (“取+[N]+VP”) in Binaiye are types of early disposal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but most N after Qu can be analysed as the subject (better called as topic) of VP, rather than the moved object of VP. It is also unnecessary to consider this structure as a special less-compositional construction roughly. In general, this grammatical relation still conforms to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hinese, which is the topic-comment structure (also called dui-pattern). However, “取+N+杀/弑” is the most special Qu disposal construction in Binaiye. Considering its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distribution in other translated Middle Chinese Buddhist sutras, with the language background and translation ideas (and also translation attitudes) of those translators, we can suggest that “取+N+杀/弑” be mainly a personal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Zhu Fonian(竺佛念), and also be interfered by the OV word order in the target language.

李天宇：Chinese synthetic verbs simultaneously express manner information and path/result information, but encode them into separate root slots under Beavers and Koontz-Garboden’s (2012) scopal modifier test, so they differ from English “manner+result verbs” and further challenge the manner/result complementarity hypothesis. Synthetic verbs followed by redundant path/result verbs constitute double-framing structures that twice encode the framing information, and the non-motion case, i.e., the “synthetic verb + result verb” structure, supplements Croft et al.’s (2010) classification that only includes the motion case, so that Chinese synthetic verbs complement the discussion on double-framing structures.

杜静：In this paper, we further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exical diversity and language typology is manifest in a similar way in the semantic domain of separation events by focusing on Mandarin, Russian and Korea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1) Separation expressions support the diversity-typology correlation proved in motion expressions because the two S-languages Mandarin and Russian demonstrate richer lexical diversity than the V-language Korean; (2) It is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apart from language typology, lexical diversity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lexical resources, conceptual salience, event construal, and event type; (3) Though typologically different, these three languages, in their lexical naming of separation event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biomechanical structure an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prototypicality.

徐萌敏：Multivariate modeling reveals that the Mandarin locative alternation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semantic predictors like affectedness and telicity, but also by previously unexplored syntactic and language-external constraints, such as complexity and animacy of locatum and location, accessibility of locatum, pronominality, definiteness of location, length ratio and register. Notably, the effects of affectedness, definiteness and pronominality are broadly parallel in both the Mandarin locative alternation and its English counterpart. We thus contribute to theorizing in corpus-based variationist linguistics by uncovering the probabilistic grammar of the locative altern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by identifying the constraints that may be universal across languages.

刘娜：In this paper, we apply the event integration theory and its latest development, The Macro-event Hypothesis (Li 2020, 2023), to accou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ative verb 使-shǐ-make (SHI for short) in Chinese.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firstly, the multi-functional behavior of SHI represents a typical case of grammaticalization, with a full verb acquiring the role of conjunction and expressing abstract meanings. Secondly, the semantic division of the causative and non-causative uses of SHI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s the most clear-cut. Thirdly, causative SHI shows a greater level of semantic bleach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files a single causal activity and has a higher degree of event integration when compared to its lexical verbal use. The constructional grammaticalization of SHI confirms that event integraion is key to its development.

语言测评素养研究新进展

近期，System期刊再次推出“全球背景下的语言测评素养”专刊，旨在探讨全球不同区域、不同教育背景下的语言测评素养理论及实践。我们本土的测评素养研究近些年取得了哪些进展？本期栏目跟大家分享3篇发表在国际重要期刊上的针对我国外语教师的测评素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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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逊、范劲松：该论文探讨了背景和经验因素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语言测评素养（LAL）水平和发展的影响。研究对我国的语言测试专业人员、大学和中学英语教师以及研究生三个利益相关群体共20名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研究结果表明，LAL在群体和个体层面上均存在差异。在群体层面，语言测试研究人员和学生比英语教师更熟悉测评的概念；然而，英语教师能够理解并将这些概念与测评实践联系起来。在个体层面，每位参与者都经历了不同的LAL发展历程，但在发展模式上也体现出一些共性。基于研究结果，该论文提出了基于测评经验、受具体测评背景调节和影响的LAL发展模型

孙海洋、张晶：研究发现，参与教师的语言测评相关活动经历非常有限，他们对自己的LAL水平不满意，对语言测评各维度的知识和培训均有迫切的需求。教师大学或研究生阶段所学的专业领域对其LAL有显著的多元主效应，语言学专业相较于其他专业LAL水平更高。研究还发现，语言测评经历与LAL之间存在中度相关性，测评知识积累和测评培训经历可以显著预测教师当前的LAL水平。这些结果对大学英语教师的语言测评培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可以使培训更具有针对性，提高培训的效果和效率。

崔雅琼、刘云龙、于华、高原：本研究追踪了三位学术英语教师如何借助智能测评工具辅助的课堂评估，在多轮开发学术英语诊断性测试试题的过程中提升语言评估素养。本文发现，教师在基于课堂实践的试题开发过程中，能通过学生的成绩反馈及课堂互动不断反思试题开发过程，修改试题内容和形式，提升了试题的信度和效度，从而提高了测评素养。与学生的访谈和教师的反思也进一步表明，教师的出题质量有了明显提升，试题与教学目标也更加契合，教师开发试题的信心也逐渐增强，这些都反映出教师的语言测评素养有所提升，并促进了其专业发展。

革命文化话语与传播研究

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愈发激烈，如何增强革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建构起先进的革命文化传播范式，成为话语与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吴赟、蒋庆胜（2021）梳理了建党百年来革命文化传播的成就与经验，从内容、方式、渠道等方面聚焦革命文化的传播发展。袁小陆（2023）回顾了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国际传播成功经验，总结出“友人”媒介对国际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的重要作用。毛延生、喻倩（2020）从文化语用学视角出发，就红色文化语用属性、文化语用语境、文化语用建构三个方面为中国红色文化话语传播建言献策。

——南京邮电大学 袁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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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赟、蒋庆胜：在国家对外传播需求日益高涨、融媒体格局快速形成的新形势下，培养跨界复合型“多语种+”人才显得尤为迫切。相应地，做好革命文化国际传播规划，彰显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价值；坚持宏观主题与微观叙事相结合，不断丰富共产党革命文化传播内容；考虑共产党革命文化传播的变通性，开拓中国红色故事的多模态叙事方式；采取分众化传播机制，更新共产党革命文化融媒体传播渠道；培养革命文化传播人才队伍，建立多层次的中外文化对话机制就成为未来我党革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点方向。

袁小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及国际传播，以打破国民党消息封锁为首要任务，以国际友人的援助为契机，以讲好“根据地故事”为主要内容，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积极正面的革命形象为最终目标。在国际友人和边区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塑造了良好国际形象。当今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与国际传播同样离不开国际友人这一“海外媒介”，应充分发挥国际友人的“媒介”作用，为我国深入改革、深化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

毛延生、喻倩：中国红色文化话语是话语背后社会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红色文化话语如果想达到理想的以言成事效果，就必须结合现实文化语境因素，了解话语背后的文化使命，提高中国文化话语行为的合理性、合适性与可行性。这在红色文化话语的文化语用语境分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相信，在中国红色文化与话语建构的界面研究中，文化语用学视角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这也是新时代文化语用研究助力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契机。

数字文学与书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数字文学（或译“电子文学”）在欧美兴起，这种新兴的文学类型不仅给读者，也给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带来了冲击。计算机媒介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在与文学的相互作用中呈现出新现象、新问题。时至今日，学界已探索出多种数字文学审美理论，一方面从数字文学外部特征入手，坚持文学性与媒介属性，强调文学新形式、新结构，塑造新美学；另一方面从数字文学运行机制入手，强调跨学科研究，注重人机交互影响下形成的新文学风格和审美体验。与此同时，数字虚拟时代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作为文学观念具象化物质条件和基础的书写技术和媒介自身，从书写的角度入手，也可探讨数字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动向。数字文学研究的书写理论与跨媒介创作中的书写实践，则为未来的书写研究开启了新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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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站在当下回望从手抄本向大规模印刷过渡的过程，其间书写技术的物质性逐渐成为作为媒介的物质性，而随着“古腾堡革命”成果的普及，人与物质性的书写活动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时至今日，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媒介以及不断走向成熟的数字技术，又带来了新的书写技术、视觉隐喻媒介和虚拟空间，除了延续印刷文本所具有的书写心灵的能力，更实现了与机器的共同协作书写，甚至建立了一种基于人脑协作的视觉—思维反馈环，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文本和文学的生成机制。数字文学也因此成为二十一世纪新的研究焦点。

陈静：海尔斯提出的媒介—特性分析无疑是一种可为借鉴的思路，这不仅因其兼顾了跨学科理论的普遍性与文学作品批评的实践性，提供了诸多行而有效且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成果，更重要的是，媒介—特性分析为数字时代的文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媒介脉络重新看待技术与艺术、书写与文本、语言与主体、再现与创造等文艺创作的“元”问题，更进而从数字时代的媒介—特性分析去回溯、反思印刷时代的文艺理论批评及观念，这对于建设性地重构长久以来占据主流的基于印刷书籍、人本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理论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

李斌：传统文学与数字文学并非仅是语言风格、叙事方式、传播载体和文学语境等方面的区别。从媒介视角看，由传统文本转变为数字文本，对于文学叙事风格和审美体验也有重要影响。无论是科技网络社会、程序架构、机器结构还是电子阅读模式，都展现出媒介属性对于数字文学审美研究的影响。正是数字媒介技术独特的媒介特征，如程序化、数字化、超链接等，使数字文学在文学叙事、文学阅读、文学审美等角度与传统文学呈现差异化。

恭祝大家龙年吉祥，学业和事业登峰造极。新的一年与iResearch一起，开启知识新篇章，探索无限可能！愿这份由心而发的学术之旅，能为您的春节假期增添一抹独特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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