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牙子

最好的英国朋友

“Where are you from?”

你从哪里来？我又愣在这个问题的当场，也只过了仿佛一世纪的一秒钟，嘴就先于脑子把话接起：“China.”

换对方愣住，他摆手要再说时，我意识到我又答错了，第一次答错是在哈克尼春阳和柳絮一同飘洒的剧组房车营地，第二次是从营地到拍摄地点的保姆车后座，现在我们已经从城里到了伦敦西郊的乡下。这是我拍英剧的第三周，也是我第三次答错这个问题。说话不像中学数学题能攒错题集，把题抄遍或是剪下贴在本上。洁净的米黄道林纸缀上灰白灰绿的试卷纸，也可能是带点紫色、半透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并不会更好看，也不会让我不再犯同样的错。只是把指节厚的本儿贴成字典，好显得我用功些，给家长老师应付功课。我学英语从来没用过错题集，骄傲自满，一直比数学好，也会有一错再错的易错题。

“啊当然！但我是问…”

“你是问我今天早上怎么来的吗？”声音撞在寂静的空气，有几声婉转的幼鸟急鸣，应该是墙上灭烟器里住着的山雀。我先把话说完，脸上有些热，我可以怪罪给英国春末日渐暖热的日头。

“对，你在伦敦住哪呢？”

“Clerkenwell，就在Farringdon和Angel之间。”

“East Central？好地方！那里小酒馆的Sunday Roast([1])很好吃！很trendy啊！”

我通常会在这时反问对方住所，把它狗尾续貂成一个最平常的伦敦small talk，住所是伦敦的身份铭牌。人们惯常通过住处判断对方的背景，在过去象征着阶级——在英国大过天的玩意儿，遗留至今，足以八成搞清你的收入、社交圈层、职业、爱好。在韩国见面要问年龄弄清长幼尊卑才能开始对话，在伦敦必要暴露住所，给双方划分一个不再成文的阵营。

寒暄不会到此为止，我的错答China总会被人拾起当作下一套连环的开场，有时还有我让他们迷幻的口音。Small talk就是在菜场买菜，看准了一样再挑挑拣拣，选一颗漂亮的收尾满载而归，有时满载也不知载了些什么，反正英国人吃饭最终也是要做成干巴烂吃糊弄下肚的。英国人的Small talk也像英国的菜市一样贫瘠，不过番茄土豆洋葱，说的只有天气周末和路上交通，工作如何，你过得还好吗？关不关心无所谓，只是来都来了，总要挑点什么，饭总是要吃的。在中国不会获得在土豆里挑红皮女士土豆和康沃尔新土豆的乐趣，大家选择太多，去菜场是为了认真买菜的，四时风物闻闻味儿都能品出新鲜，闻到香椿就知道春天来了。我是西芹洋蓟防风根之间异国的香椿，谁人都能闻到的“异”味儿，都得多瞧上两眼，只是认不得，香臭自知。

我站在这个虚假的房间——预制板搭建的办公室，日光透亮、明净，一切看起来还有些英国时间的痕迹。但那是大功率灯光在真的百叶窗外打出的假日光，另一边连百叶窗也是假的，穿墙过去，房间外面还是房间；时间的痕迹来自于两周前，我还能闻到亲切的施工味道，闭眼便是两年前在国内荒郊的真人秀搭建现场，嗅觉果然是最长情的陪伴。睁眼，我正站在7小时外的这个房间，周围都是中年小资白男，鲜少听见清澈的女声。他们一直站在这里，和按规制堆砌的道具佯装出的年岁一样陈旧，他们一声比一声高：

“Turn Over!”

“Rolling! Nice and quiet please!”

“Action!”

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和我长得相像的人，这甚至不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房间，又怎么会是我的房间呢？但至少我站在这了，说着和他们没有什么差别的英语，也大声吆喝”Rolling!” 大声宣告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我还是这里的newcomer，和过往的却时差不止7小时。初来乍到，总要拼命奔跑把什么甩脱在后头证明给谁看，想一个猛子扎进新生。我做着和在中国时没什么不同的事，除了不再说中文。我总是那个先跟别人打招呼的人，拘着入侵者的姿态，来者不惧，惧者不来。在这个房间，甚至这个行业里，鲜少见到和我长得一样的人，不得不竖起些刺，包裹我东亚温驯的外壳。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看见这些刺，或是我的刺在被另一层茧所包裹，因为他们听不出我的来处，看不着我原来的模样。

“Good luck, Evelyn! My best British friend!” 我去曼城出差，拍摄结束和所有人道别，大肚子灯光师这样说。英格兰北部的人真诚又热情，和曼彻斯特这城市血脉里炼造的钢铁一样火热，他先前问我在伦敦哪里长大，问我是不是住在上流社区。

“我一年半前才搬来英国。”

“怎么可能呢？You sound so posh!”他口音浓重地对我说，“你的英语比我说得好太多了！”

从那一刻我成了他口中“最好的英国朋友”。

我经历多次练习才习惯这样的对话，比练习英语付出甚多努力。

“你的口音是因为？你在中国上的英国国际学校吗？”面试美国公司的纪录片项目，永远都在开怀大笑的加州人也这样问。

得为这个问题准备一套惯用说辞是我从未想过的。为把这段尽快揭过，现在我会回答：我从5岁开始学英语，最早的老师是美国人，学校教得也像美国人，以前我也像美国人一样说话，但因为做销售时经常被问是不是从北美来的，这才“自我校正”。

“这是怎么学的？你付出了很多努力吧！”

“没有，没有。我只是不想再回答那些问题。我看了几集《王冠》，觉得他们的口音还挺好听，稍微学了一下，就这样了，可能就是在语言学习上有点小天赋。”

“这应该不只是一点点小天赋，哈哈！”他看向我的简历，“毕竟你还会阿尔巴尼亚语和韩语呢。”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我觉得西伦敦口音比东伦敦cockney好听，听起来上流那么重要吗？我又会被问住。至今我也没想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只是一个外人，阶级不是我成长的必修课，为什么我们也会认为以上层阶级伦敦口音为代表的英语是优雅又贵气的呢？老钱说话像嘴里含着颗珍珠，舌头擦着齿缘，气息漏过，擦出些不容窥视的秘辛，平稳而迟缓，珠子不会一不小心就掉出来，有种沉着的松弛感。这令人倾倒的英式英语只允许从上流的胸腔施舍，而工人阶级倒豆子式、一股脑全给你的东伦敦腔从未有过好听的一席之地，“A bottle of water”就足够代表了。

我不会纠结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毕竟此后再无人问我的来处。他们变得小心翼翼，“where are you from”这个问题变得很英国式的冗长：“非常抱歉，这可能是个蠢问题，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有点好奇。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我成功了吗？我不知道，作为当事人，当局者迷。只有点遗憾的是，再也没有人夸我英语说得好了。

Living Angel

刚这么开始说英语的时候我还没搬到中产潮人汇聚的Clerkenwell。我在伦敦的第一个家、我奥德赛的伊始，在东南的Lewisham，王梆老师在《贫穷的质感》中专为那写了一章，那块散装的贫穷、罪恶和人情拼接起的土地，像当地慈善商店挂满的各色织锦拼布长袍，有人称“伦敦小哥谭”，本地人路过也心惊肉跳。我在Lewisham住着，刚来两个月就开始在香水店打工当销售。商场除我以外的亚洲员工，来自隔壁的越南美甲店和对面的中药针灸店。我从没和他们说过话，只在倒垃圾时打个照面，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在Lewisham人人都不一样，你是谁都不重要。你住在Lewisham平视世界，伦敦也平视你。

商场外头的广场五彩棚子也是拼接的，卖散装果蔬肉菜，飘着不甚新鲜的混合莓果味，混着黏浊的海的余味，拐角还有些屠户，可以给你变出超市见不着的牛羊猪下水。摊主只收现金，晴雨都在，都快乐，旁边站着聊得很快乐的大肚子警察和神气毒贩，住着领政府补贴、养狗、喝了酒会快乐的诸多homeless。他们喜欢捡东西当足球踢，没有资本体面得像英国人，但血脉里的球魂还是有权利燃烧。他们也撵鸽子，却不会被白人老太嗤之以鼻，好像他们生来就应该这样做。那些大腹便便的笨笨生物是伦敦真正的主人，我常说下辈子可以当只伦敦鸽子，有吃食有同伴，受法律保护，还不用工作、不交房租。没人知道我也喜欢撵鸽子，只是我要保持体面，我是有地方住的人，和他们不一样。

有时我也被迫和他们聊上几句，他们常来店里要香水喷。他们中有位唯一的女士，叫Mary，蹒跚着来，要香精喷满全身，掩盖风尘烟酒给她的不良习气。我的同事从来都慷慨给予，我便也学着这么做。

“Angel？对吗？”她又来了，我就问她一句。她从来只要这瓶原版Angel，来自Thierry Mugler上个世纪的透明蓝星星，也是上个世纪浓烈的老味，少有年轻人喜欢，我也不喜欢。多时，她再来，我会直接走向柜台那个角落，为她服务。她在香氛细密的雨雾里转圈，像动画里要变身的公主。她总眯眼对我说谢谢，竖起大拇指，you’re an angel, you’re a star，把我夸成和瓶子同名的那颗蓝色星星。

从有天开始我再也没见过她，她死了。

她的同伴来店里，稀松平常地谈到这件事，可能说过太多次而不见悲伤。他们一直睡在一起，互相搀扶，至少她生命的最后，来喷香水的路途那么漫长，他像是Mary的人形手杖。他说，她死前那一周被医院收治，喝了很多酒，只吃了一个西红柿和一根黄瓜，不知道是不是饿死的。

同事Fabio说，为她祈祷，希望她死后能做angel。

我至今也没能接受Angel，人造香草和棉花糖的甜混着广藿香巧克力的酸苦，杀气腾腾的东方美食调，熟悉得像谁又甜又苦的人生，却不是我识得的淡如茶的东方。从瓶子到香调，Mary大概不知道这是Mugler先生划时代的巨作，但是她可以喜欢这样的味道，善良的人给她喜欢的机会。伦敦平坦的土地这么平视着她，在她倒下时接住。

但我不接受又有什么重要呢？我在街上闻到那霸道的异香就会想到Mary，她此后一直这样活着。

成为Evelyn

Fabio，意大利人，47岁，家里的小儿子，性少数，第一个对我说我听起来很posh的人。你好和再见，“Ciao bella!”，他总手舞足蹈摇头晃脑，说话很快，发不出英语的r音，刻板印象描绘的意大利人模样。

“Evelyn，你能把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吗？那个that！”

我又说一遍，他就舌头和手臂一齐飞舞着对所有人说，Evelyn说that听起来posh得像女王！所有人都笑，他像振翅欲飞的彩虹色蝴蝶，谁看了都觉得他该飞在长着油橄榄的那不勒斯。只有我不好意思，不知道自己这次是错了还是对了。

“我来这里20多年了，为什么英语说得没有你好呢？”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面试，“我很紧张，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面试别人，请原谅我！”

他从来不需要我回答他的问题，面试时也没什么差，背对经理小声对我说，中国大叔式的差不多先生，“没事你不用说那么多！差不多就得了，做做样子！”

他说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很像，我和他也像，都有爱念叨的严苛的母亲，都单身很久，都有另一个家可以回。

“我们还能结婚。这样你可以去欧盟，我可以去中国，你妈妈能满意，我妈妈也能满意！”

我到这里，Fabio终于多了个外国人同僚，其他人是肤色不同的英国人，杂糅地代表着Lewisham这个拼接之地。他们像我在伦敦找到的第一群家人，因为我年纪小照顾着我，在我搬家前还没找到家时慷慨给我提供可能的住处。

“我们不可能让你没地方住，孩子。”头发银白的经理Suzanne闪着她碧蓝的眼睛这样说。缘分奇妙，她家和我家一样，两代独生女，女儿也做电视，她说看到我的简历让我想到她女儿。由此，我获得了在伦敦的第一份工作。

春节时换货架，Suzanne把KENZO一款齐刘海和服小女孩造型的香水摆上柜台，开怀大笑着对我说Evelyn不用孤单，你在伦敦还有好几个小家人在这。

“And us of course!” 我没想过要解释那是日本人，因为她说着这句话来拥抱我。

她转身打理货架，我用Google Map搜索一会儿和朋友聚餐的路线，刚来的黑人同事Jamila惊呼：“你手机上是什么语言，这好酷！”

我曾在小学时把诺基亚按键手机设置成英文系统，那时候觉得自己很酷。如今我的电子产品从未改过语言，和我不再把顺直的黑发染成彩虹色一样，都成为我身份的标志，也是我最后圈起加密的自留地。我告诉她那是中文，她问：“天呐！你在学中文吗？你怎么能看懂呢？这太酷了！”

“I'm Chinese！”我说。

“我知道你是Chinese，可是也不是所有Chinese都会中文，还能看懂。你是怎么学的呢？”

“就像你学英语一样学的。”经理解释说，“Evelyn半年前才从中国来英国。”

Chinese这个广博的概念，包着好多好多人，和Come from China之间大圆圈着小圆，我站在圆点，看不见外头隔着墙，而他们在外头经过，不细看，也看不清圈起的墙内有诸多分化。

她张大眼睛向我道歉，像犯了十恶不赦的讳：“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英国人。”

“这没什么好道歉的，我也没有提过。我就把这当作对我英语的夸奖了。”我说。

这个来自安哥拉的N代移民女孩震惊良久。她为自己不会说安哥拉当地的语言感到惋惜，也有些愤怒，对我说着我在这听很多白人说过的话：“说英语让我变得很懒，我没有充足的动能去学习另一门语言，这太难了。”

她的成长被白人叙事倾占，她的妈妈，她妈妈的妈妈也这样长大。她从没有过这样的机会，而现在她想用更多时间寻找自己的来处。但后续不详，因为遇上恼人的顾客，她与塞浦路斯二代移民的副经理大吵一架负气离开，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常常很愤怒，有种我在这温水里快丧失的能力，我只能祝福，祝她永远保有这样的愤怒。

被她破口大骂的塞浦路斯副经理Yurdal其实什么也没做错。她总画全包眼线，用皮筋紧紧竖起蜷曲油亮的黑发，把红方框老花镜架在饱满的额上。我最早要叫她时总是胆怯，因为惯用阿尔巴尼亚语拼读方式读这些欧洲中东名字，成了一众英国人中的异类，但：

“你是第一个读对我名字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名字不是“一耳朵”，是于尔达！你的发音真好，Yanchi。”她不喜欢叫我Evelyn，因为我叫她于尔达，她喜欢我的中文名，她说那很美，那是爸妈对我的祈愿。

Evelyn是我高中在《唐顿庄园》看来的名字，男的女的都可以叫。我学着Lady Mary的口音向美国外教介绍自己的名字——伊夫林。

她皱起眉头：“怎么可能是伊夫林？是艾维林！”

“真的吗？可是英剧里面是这么叫的。”

“不，你错了，一定是艾维林！”

好吧。我从那天起开始叫自己艾维林，对世界上不该存在伊夫林这个名字深信不疑。

我在十年后的今天反复温习这个场景，起因是在英国，年轻人都叫我艾维林，上了年纪的白人都叫我伊夫林，而中年人问：“我该叫你艾维林还是伊夫林？”

“都可以。”我说。

因为这本来也不是我的名字。我的护照不承认这个名字，所有的文件都不承认，我不拥有她，就像我从未拥有英语。Yanchi和Evelyn是两个人，一个有政府部门挂靠，一个落地生根。

“为什么不让人叫你中文名呢？”也有人这样问我，我以听不懂他们的发音作答。我明白尊重我的人会努力认识藏在Evelyn身后的Yanchi，人们理应学习，像我们学英语一样学习。我也得到过浪漫的回答：“You call me by my name so I should call you by yours.”([2])

而这不足以打动我，浪漫之于Authenticity显得微不足道。也许教育使然，我对“正统”有超出常人的执念，学什么语言都是，读不对就不读，口音要贴近播音标准，目标是把自己活成AI。我知道我的名字和语言应该被人尊重，和我的很多朋友一样，从拒绝英文名开始。我可以看到这十多年同胞们飙升的文化自信，给自己选一个英文名多了几分古早味，我是不是也应该把世界上本不存在的Evelyn就此删除？

可他们学不会有声调的Yanchi，他们喊出的那个Yanchi好像也不是我。

于是，我依然妥协，依然在说没关系，只为让他们快些记得我。在一个参与者多元化程度很低的行业游走，我需要降低自己的期待，穿上Evelyn的壳子，说着人人认可的英语，Yanchi才是被删除的那个，因为她不会在第一眼就被记住，没有人给我第二遍自我介绍的时间。叫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懂你是在叫我，我总说：“just to make it easier.”

昂撒人意识不到他们的语言霸权是种特权，英语国家的标牌可以只有一种语言。英语人全球畅通无阻，所有人都习以为常。我也习以为常，便从未想过这个“easier”的范畴将自己排除在外，成为“Evelyn”从不是个容易的选项，我只是在迫使自己习惯一个新编的代码。可迫使早在文化基因的浸淫中成为一种惯习。我迫使自己习惯学习、考试、竞争，没有什么不可习惯的。何况名字，它只是个代码而已。

“你想学土耳其语吗？”我回神，听见Yurdal问。

我当然想，我愿意让世界上的任何语言拥有我。土耳其是个很漂亮的国家，令我魂牵梦萦想再度造访，但我没去过塞浦路斯。我向她描述我疫情前的土耳其之行，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起飞，很快就能到。我们坐夜巴穿越那个不小的国家，也跨过欧亚，我还想再去卡帕多奇亚坐热气球。

“你会有机会的，人生还有这么长。你那时候在阿尔巴尼亚干什么呢？”

我告诉她我有个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的本科学位，疫情前在阿国当了半年交换生，也用那段时间游遍欧洲。

为什么会学阿尔巴尼亚语？这个问题我从几年前就开始回答，已然烂熟，但需要对方恰当的反应把对话延续。学习这个欧洲最穷国家和最年轻国家（科索沃）的非通用语，还获得了学位，这是比小众更小众的人生经历。有人觉得我很酷，有人觉得我疯了，有人觉得我在说笑，还有人问：“阿尔巴尼亚在哪？非洲吗？”

向非东亚人解释高考系统和志愿调剂和向东亚人解释阿尔巴尼亚在哪一样难，他们爱问“你不喜欢为什么还要学呢？”这么问的欧洲人不明白“由不得我喜欢”的意思，他们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由不得，也天然地总得喜欢点什么。

东亚人会问“没有用为什么还要学呢？”阿尔巴尼亚语谈不上有用，我和来买香水的阿族客人打招呼还会把人吓到，但他们最后会因为这种惊吓的惊喜买店里最贵的迪奥旷野浓香；或是能让我获得咖啡吧店员闪动着双眼递上的一杯免费饮料，因为我说阿语听起来像山雀的歌。我很容易知足。

Yurdal不属于任何一种，她像她的母国，宽阔地横亘在两者之间。

“阿尔巴尼亚语是什么样的？”她问。

“有些词和土耳其语挺像的。我记得路上画着Avas，我下意识觉得那是“慢行”，因为阿语说Avash avash，慢慢来。我喜欢这个词。”

弹丸小国阿尔巴尼亚被奥斯曼帝国统治500年，理所应当被同化，可依然存留着独立的语言和民族。刚到伦敦不久，我在大学新生周结识的第一位阿族朋友Vesa，父母是科索沃阿族人，和现今最有名的阿族人、流行天后Dua Lipa一样。她在德国出生，已是二代移民，也能说很不错的阿语。她向我自我介绍：“I’m Albanian. I’m from Germany.” 民族身份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容小觑，永远摆在国家之前。即使他们如今臭名昭著，全球免签、走私、偷人，也能自豪地说出祖辈的来处。强大的民族认同让如今的很多阿族人仍然选择内部婚配，为了延续民族血脉，不死不灭。阿族不是唯一这样做的移民群体，他们如此活下来，是无可奈何，也是选择。人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谁也不比谁高明。

慢慢、慢慢来，avash avash，我不记得那么多阿语词，这个倒是从来清晰。我希冀着什么能慢慢呢？可能是时间，好拖慢我远行的步途，让它再长些，永远不要终结。我对Yurdal说过很多遍这个词，牵强地连起阿尔巴尼亚和遥远的奥斯曼土耳其。但后来说的也不多，她的女儿肠癌复发，总有腹水，常犯焦虑症躯体化的惊恐障碍，她得去医院当好妈妈。

她又去塞浦路斯旅游了一次，在我离开Lewisham前短暂放下了好妈妈的职责，Fabio深有怨言，而我向来支持适时放弃母职的女人。我就还是没能多见她几回，再被她宽厚的身体四肢紧紧地环抱，把脸贴在我脸上。她自己又被确诊乳腺癌，还好没到晚期，在NHS长长的名单上坐着等待手术。

我是会怀念那样的怀抱，毫无保留的、紧实干燥的温暖，像她故乡深厚的沙土，移植到这终年温润的海岛，也不曾变过。

何以为家

人们总在寻找彼方，有人总想靠岸，岸却不知所踪。既不知归处，只得勉力记着模糊的来处，好在无尽的漂流中抓住几丝飘渺的安定。甚至不是自己的来处，而是代代口口相传的、印象派的来处，像莫奈的画，模糊却光明。

伦敦是这么一座无数人在找归处的城市，人们靠不了岸，也能奇形怪状地活下来，所以她光怪陆离。好些人说，这里是伦敦，不是英国。这座城市全是裂隙，阶级、种族、性别、政治、宗教、时间，美丽又丑陋的、那么多的裂隙。裂隙之间又丝丝密密渗出些甘泉来，这么流淌着缝合成了伦敦。那条我父母看来像是小水沟的泰晤士河，从西向东串起城市，和其间充满裂隙，却又拉起手依存着的人与故事。

我喜欢有大河的城市，近岸的水汽在难捱的冬天让人一激灵，潮湿把记忆浸润，在空气里干透，再也面目不清，像夜晚河里晃荡的霓虹，搅一搅就破碎，红的黄的混在一起识不得，总有三分像那个与伦敦一样常常阴雨的故乡。我从不试图靠岸，只是飘流着，想多看看岸边光景。一月，父母来我的毕业典礼，我们走在伦敦桥边，母亲说：“像你一样的你们这代人和土地没有联结，于是在哪里都一样，只是换一种语言生活。语言没有问题，生活就没有问题。”

和我母亲一样的大多数，是把双脚从土地上抬起的第一代人，用双手建起高楼、桥梁、路基，他们的世界沿着他们脚下坚实的土地或耸立或延展，或是由着港口的船漂洋过海。他们背离乡土，双脚还扎着根，就是已不再面朝黄土了。于是伸展的枝桠把果儿托举，向天生长，期盼着她们长出翅膀，飞到世界哪个不知名的角落去开枝散叶。那是一切都还向上的时代，树木知道，自己生来就要长高。

我们是他们的果，成熟时便高悬，等待着下坠这种注定。运气好的，等着好风凭借力和叫不上名的候鸟，能被带去到什么地方去生根。果实和无脚鸟，一生都在找寻何处落脚。时代撵过土地，被裹挟的个人命运只是微渺的沙粒，企图在这洪流中找一个不可名状的理想彼方，可能比回归变了样的故土更加不可能。

但Fabio说得对，我们清楚家在哪里，世界上永远有另一个家为我们敞开大门。

有得是回不去的人。

快到圣诞，我已将Lewisham香臭混杂的浊气抛在后头，搬到时尚公司和影视巨头盘踞的中心城区拥抱新生，好像住在这里，我也就成为他们。

Martha在insta给我分享这次呼吁巴以停火活动的信息，她说她不一定有时间见我，但欢迎我来，欢迎所有人来。她有希特勒臆断里纯血雅利安人该有的铂金色头发和碧蓝眼睛，和两颗俏皮的虎牙，如果她不提，没人会觉得她是巴勒斯坦后裔。

我们在行业培训中认识，她是编剧、导演，我们都在追求故事，后来也常在讲故事的场合遇见——看片会、影视论坛、电影节。我们有分明的好恶，爱看《可怜的东西》，都没那么喜欢《奥本海默》、也不喜欢马丁·斯科塞斯年迈的男性叙事，我们都想建造属于女性的房间。她近来没什么时间讲故事了，炮火遥遥地侵占她全部的生活。她的动态成了巴勒斯坦专栏，个人简介也改掉，现在是Brit/Palestinian。她如此努力，为了不让来处从地图上消失，那是故园，绑着她向下回溯的坚实根系，是她和地球的链接，即使从未到访也夜夜梦回的乐土。

人群挪动，高喊“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3]) 从约旦河到地中海，再到北大西洋这个岛屿的老金融中心“银行”站，人们一路西行。银行向来是犹太人汇聚的地方，不知道是否这样选址。落雨，我举着相机，拍下很多旗帜、标语，还有冬天的孩子。我们学校的旗帜显眼得很，鲜黄，用多种彩色织料拼接起充满希望、将至的春天，那是我见到的唯一一面带大学名字的旗帜。我没有见到Martha，但见到很多停下脚步、铺开随身的毯子跪下祈祷的人。他们的朝向是有讲究的吗？他们为什么这时停下？我没有期待什么人会回答我的问题，其他人只向前走。

我停在路中央的安全岛，像占领一处高地，伸出镜头狙击一些瞬间。英语里，按快门和扣板机是同一个词，“shoot”。

有一个穆斯林男人微笑着停下，沉默不语，下跪，高举两块标语。他停在雨里，身上披着巴勒斯坦国旗。他朝我们微笑了大概半分钟，任人潮流过，其他人只向前走。他起身离开，红绿黑白的国旗和他的红色兜帽在取景框里留下残影。

“That's a commitment!”身后的大叔对我说，他也在年轻时想做电影。

我希望这些照片能派上什么用场，但至今也没什么用，没有人花钱雇我做纪实摄影，我只是想把这一天记在自己的生命里，这样好像有点自私。我的shoot一文不值，怎么抵得上那头大鳄巨贾万金的shoot？我没法拦下炮火，挽救生命。

“给自己拍多好啊！拿了钱就得变味。”他说，“等到50年以后再拿出来看看，记得自己年轻时也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点做过些努力。”

我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为这么句话流一滴眼泪，雨很大，拍在我脸上。人群走散，我和他匆匆道别。

后来我没再去过这些活动，没再见过 Martha，她没有停，轰炸也没有停。到今天，巴勒斯坦已经从谷歌地图上消失了。

我只听朋友说市中心也常有支持以色列的示威活动，清一色的白人，很多戴着传统犹太小帽。其时，路边的窗外挂着硕大的巴勒斯坦国旗，义愤填膺的高校学生静静占领学校图书馆。人们不同路，却在同一条路上，有人住着，有人只向前走。很多警察站在那，或逡巡，确保人们相安无事。

在伦敦的美国人同我说，自己来，是因为这里更mild。英国人也说，这里不比大洋彼岸，没有纽约那座金钱至上的城市那么疯癫，也没有欧洲那么因循守旧，一切都要中正平和些。君主传统好像那油画框，依然把人的臂膀架起来，端着，维持被画下时的三分体面，占着高点的台阶，手里还握着维多利亚的权杖，以为处处留痕，便要做做样子。可时代变了，过度体面的英国人勉力撑着从大航海时代帆船桅杆上扯下的遮羞布，太沉了，被自己曾经的疆土远远甩在后面。

但慢没什么不好，体面也没什么不好，人们由此多了三分钟可喘息。在这因裂隙而松散的空间，每个人都有喘息的自由，这里来者不拒，任何人都能住下，无人是客，但也有人不承认这是家。

比如丘吉尔。他有一个如雷贯耳的英格兰名字，名来自皇室，姓同上世纪那个铁腕政客。纪录片开拍前一天，我在通告单上看到这个名字，以为他60岁了。但他的长相出卖他，那头年轻茂密的头发就不够英国，有些血液在明目张胆地背离父亲。

所有人在饭桌上聊天，我也说起我。阿尔巴尼亚语在这种场合承担着重大责任——让所有人记住Evelyn。

“你会说阿尔巴尼亚语？这怎么可能？我是塞尔维亚人！”丘吉尔不可置信。

“啊？我是克罗地亚人！”桌对面，从洛杉矶飞来的查理说，瞪大他海水色的眼。

这张桌子就此聚成个“巴尔干俱乐部”，人们都沾亲带故。查理的姓里有个j，在克语里与i同音，而在用英语的美国会被误读，他爷爷就把j改成了i。

丘吉尔问我：“你知道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关系很差吗？”

我当然知道，他们至今也不共戴天。巴尔干复杂的地缘关系剪不断理还乱，难有头绪。“可那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反问他。

“你说得对，和我们从来没关系，我们却永远是受害者。”

我提到我的大学好友学克罗地亚语，现在在中国教塞尔维亚语。她教过我说“U redu,” 克语和塞语一致的同意，可二者并不认同对方。

“我舅妈是克罗地亚人。那个时候，就你知道的那个时候，他们让我舅舅杀了妻儿，要保全塞族人的纯洁。可是他怎么可能把枪口对着家人呢？我甚至都不想说出口的事，对于那些人来说居然那么轻易？到底什么更重要？”

“后来怎么样了？”我皱着眉头问，这太离谱了。

“他们一起逃到荷兰，就这样，反正家也不存在了。这并不是多久以前的事，我在那年出生。你知道…我妈妈很难…很难释怀。她一个人来到这里，什么也没有，更没有家可回。所以她对我很严格。我很理解她，没有辜负她，你说对吗？我很努力，我去年在伦敦买房了！”他这时很神气，用标准的西伦敦口音说着不像伦敦人的话。

“祝贺你！”我笑，因为这话很耳熟，“那你还会说塞语吗？”

“我当然会！我每年都还要回去，住在外公外婆的农场。他们是屠户，以前养猪。”他从领口掏出黑绳穿的吊坠，是一只发黑的银猪。

“啊，这个真可爱。那他们还好吗？”

“他们？他们早死了。农场是空的，只有谷仓罢了，其余什么也没有。”

那个家空空如也，他们和南斯拉夫一起再也不见。 

伦敦客

我最后一次见到Marina在伦敦真正的夏天，可以安心穿无袖的寥寥数日。我告诉她我在找新房，要搬出东南一隅的Lewisham，去做城里人，可能会住在Bloomsbury Square，文豪故居汇拢的city centre，她说她刚好要去那附近的图书馆兼职并在那写作，直到她去奥地利履新职。我们班就几个学生，也没能到齐，在学校旁的小酒馆“玫瑰旅店”喝了一杯。那天和我第一次见她——线上面试——过了快4年，我从那时起注定要做她的学生。

她从来戴着她那幅过大的眼镜。她的脑袋太小了，她们犹太人小小的脑壳不一定非得装着世界最精明的生意，也可以像她一样广博地铺满爱着明天的学说。那幅眼镜太大，后来她掉了头发，戴上头巾，她的脑袋那么小，不堪重负，我随时忧心它会从那细瘦的脖颈之上垂下，就再抬不起来。她的书写永远尖锐、反叛，符合她从乌克兰哈尔科夫移民到美国、在80年代溃败的纽约皇后区被犹太祖母养大的身份。你想不到拥有这样复杂身份的人拥有最温和又坚定的眼神，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她的口音也听不出来处，也许因为她在东伦敦呆了太多年，鲜有几个词带着美国味，混起来又像不知哪来的欧洲人。这些对她来说不重要，她从未说过自己详细的来处，也从未被身份定义过，在课堂里，只有马克思、阿多诺是重要的，就像她去年又去了奥地利教书，开始学习德语。

“或许我也会回到纽约，我觉得，在未来某天。”在那个阳光有些刺眼的下午，窗户开着，风和一只鸟都很吵，天气好得不像伦敦。我坐在她办公室的扶手椅里，她在桌前侧靠着，头上围着头巾，她这样对我说，“但不是现在，我要去奥地利教书了，得学德语，我本来不会说。或许是件好事，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找房子、搬家、我们要把很多家具运过去，我在伦敦呆了太久了……我刚和我的伴侣领证，为了能获得欧盟配偶签证。我很期待。”

“那里干净，空气又好，房租也便宜，学校还会给我更好的治疗。我的教职也会是教授了！”

她的眼睛比那骇人的眼镜反射着更亮的日光。那么多值得期待，我也很期待。我也问她何时会再到伦敦，如果我能办下申根签，就要再访维也纳。我也问她治疗怎么样，我小心翼翼，怕戳到她的伤口似的。

她仿佛毫不在意，毕竟她从未向我们袒露过病弱：“没什么不好的，我只是要习惯假发和头巾。今天有些小孩嘲笑我的头发。”

“他们很坏。”我说。我装作镇定地指责那些坏小孩，抓紧手指，为了掩盖我刚确认她癌症的惊慌。我们再见的机会不多了，我怎么能才知道呢？

我在最后几节tutorial才确认她得了癌症，在搜到她死讯的这天夜里才知道是脊髓瘤，不知道从我认识她起就该好好珍惜时间。她在2020年进行第一次手术，那一定很痛很痛，而那时她帮我完成了第一次学位延期，在2021年又帮我完成第二次。我等了快三年才见到她，不知道初见她本人时的声低语迟不是她本来的样子，那原来是她被病气熏染过的躯壳。而她也指挥那具躯壳教课，奋斗在教职工平权罢工运动的最前沿，我却没到场过。

我在这天才真正认识她。我从她杂志同事的悼文中读到她20年前的样子，她原来一直住在Hackney亚逼文艺青年自留地，在那放电影、写文章、播好多先锋朋克的音乐，和爱人一起写诗，上街游行，反对残忍无度的资本主义。我想象她多年前站在Shoreditch哪栋楼的屋顶抽烟，用像素点杂乱的投影机放那些女权实验影像，头上是时晴时雨的伦敦天，崛起的城市在她脚下和云影流转，十点也不天黑， 那是时间在夏天的模样。她很东伦敦，也很皇后区。她从来只成为她自己，才能选择最合适的落脚地。或许在春天离去也是件好事，这样便能住在恒久的春天里。人间四月芳菲尽，她随花一起漂走了。

I‘m so sorry Eve。我收到很多这样的慰问。

我感到很遗憾。我感到很抱歉。英语里没什么不同。

人生总有很多遗憾。抱歉说了太多遍就不再相欠。我是无数遗憾的片段余留在世间的残体，抱着歉疚等明天。

这天离她过世已近两月，她才48岁。因为找到了Hoxton的新家，房东是一对可爱的夫妻，都是社会学讲师，我便想起Marina，她在启程去奥地利前也住在那里，见证多年无奈又无法的士绅化，我猜她知道了一定会为我开心。我给她写邮件，问她在奥地利是否安好，更新自己的近况。我诚挚地夸大其词，说在学校的一年是我人生的夏天，因为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发现读书和研究的乐趣。我说我的生活在结业时经历的drama之后一切都好，我祝她夏天快乐，承诺我到维也纳一定会和她小聚。

In All Solidarity，

我这么落款，学她给我维权时写的那样。

“亲爱的同事，

我为不能回复这封超高质量的邮件深表歉意，但我现在病得很重，无法再履行任何义务。很抱歉让您失望了。如果情况好转，我会再与您联系。

献上我最好的祝福，

Marina"

我收到这样的自动回复。

我很不安，开始我最擅长的搜索。可Google太快了，时间和网速一样快。敲击键盘花不了什么功夫和气力，却快把我敲碎了。视神经为什么会那么迅速地捕捉信息呢？我的大脑阵痛，留下暇余的空白，蔓延到胸腔堵住。眼眶不是疏通这滞涩时刻的出口，它们只是看着，做不了什么别的。

“She WAS an American writer, editor and critic.”

“1976-2024”

人类冷酷地发明时间，挥刀断水把记忆用单位切割，标志着这个人在这样的限度走完一生。我很想把那串数字从她的名字旁拿掉，却无法。我到维也纳的承诺这张空头支票没有寄到对方手上，也就此永不兑现。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可即算我已精于自我迫使，也不能习惯离别。

去年年末，我因毕业设计被新来的不知名课程召集人错判为传统论文而得到了很低的分数。Marina在病中打了无数个电话，帮我维权，一如既往抱持着温和坚定的愤怒，同四年前我决定学位延期时她给我定时发来课程资料一样耐心。

她写给我：“距离如此遥远令人沮丧，我多希望自己能做更多的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我没有离开，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很抱歉你的这一年这样结束。你们一定会是我记忆最深的一届学生，因为这是我在伦敦的最后一年，你们都如此可爱，能抵消高校日渐腐败的行政系统和凋敝的国家资本体系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In All Solidarity，”

“团结一致，”

她那时这么落款，我在那行字下落泪。

那时候谁都不知道，我们是她这一生最后的学生，我们之后，确也不会再有更多学生从这个专业毕业了。文科专业财政缩紧，大量教职员工被以“为系统减负”的由头劝诫辞职，一地鸡毛。我们的课程因为招收不到那么多吸金的国际生，同样残忍地被资本的大掌抹除，什么也没留下似的，轻嗤口气、一抹烟这样吹散。我们研究一些不重要的文化，不像铜板掷地有声，她轻如鸿毛。

我的另一位导师在悼文里写到她们前几个圣诞假一起去做亮晶晶的美甲，一起读阿多诺，有段话让Marina双眼发亮，大意是我们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发现的“幸福”是虚假的，因它被自我封闭在商品形式中被资本主义内化，所以现代艺术要拒绝亲吻现实，免于反映这虚假的幸福，以坚持我们力所能及的尘世乌托邦……

她的写作无时不刻不在履行这样批判的承诺，但她也做美甲、寻漂亮衣服，后来还有头巾和假发，她也热爱小猫毛绒绒的肉爪。抚摸小猫软绒的肉垫从不阻隔伟大的灵魂追求乌托邦，那个能尽数吞噬我淤堵胸腔里悲伤苦痛的乌托邦。她只是被躯壳钉在了这个不那么好的世界，魂灵怎么会被时间和身份框住？

出生在乌克兰、犹太裔、美国人、女权运动者、马克思主义者……她在这个分裂的世界统一地活着。她离去，在我顺遂的时间轨道上烫下一个圆融的完整的破洞，像是20年前哈克尼屋顶猩红的烟头烫出来的、能吸纳宇宙和时间的黑洞，边缘还在烧红，还在越烧越大，要烧出一个无垠的乌托邦。

我发信去另一位导师，询问Marina的墓地。没有回音，她的学校邮箱可能随着我们的课程一起废弃了，也可能她在尼斯的海岸晒背而无暇，我不知道。我猜Marina会葬在繁花织锦的某处春天里，或许是回到了她的Queens，我不知道。

我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我还是一个伦敦的新生儿，妄图与这个和漠河同纬度的地方虚伪的夏天和解。对抗早晚穿件外披，中午脱下，这种定例。我再找不到三伏正午行过橘子洲大桥吹着滚烫江风的那种潮热，这里风总是狂狷又凉的。我觉得离我遥远的那种才是真的夏天，毕竟她在我的生命里先入为主了，即算我并不喜欢，她哧哧叫嚷着高压锅似的惹人侧目，不能凑近，眼镜蒙上层雾，花了，看不真切。英国这饥饿营销的假夏天惹人爱些，有十点也日不落的癫狂，充满帝国末路之味，耐人寻。可我偶也念起蒸汽钻进每个毛孔的黏腻，寄生虫似地盘踞脑壳就再不离去，你望着柏油路颠颠扭曲的空气以为自己在楚门的世界；鼻腔被热浪堵塞时，用绿豆冰沙配碗刮凉粉重获呼吸权。

伦敦无人是客，我自诩也不是。可这里住不下夏天，可能夏天是吧。

注释

[1] 周日烤肉，英国传统食物，通常在星期天食用而得名。

[2] 你以我的名字唤我，我也要用你的名字唤你。像电影《Call Me by Your Name的台词。

[3] 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领土上，巴勒斯坦终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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