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开咖啡馆｜三明治离散写作
作者｜晓苏
“盘个咖啡馆弄得这么费劲，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搞国际并购呢。”
说这话的是一个创业的老友，做大生意的，他搞不懂买个咖啡馆，还要弄个律师，谈了快两个月。的确，这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C是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我的谈判对象，一个中国女生。第一次见到C是在店里，她皮肤很白，穿着糯糯的粉色毛衣，两个月前刚做了妈妈，“我已经很多天没有怎么睡觉了。”这是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C毕业之后就在家里支持下开了咖啡馆，一度在西雅图地区开到五家店，后来遇到疫情，一家家店关掉，员工也都辞退了，就剩贝尔维尤市中心这家店，主要靠自己和老公看店。随着宝宝的到来，这最后一家店也没有精力打理了。
“我只喝一种咖啡，就是美式，美式上面要有油，才是好的。”她看着我，喝了一口桌子上的咖啡，“我卖店铺有一个条件，我不能给你看报表，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都会告诉你。”
我说行，这是基于一个妈妈对另一个妈妈的理解。我们很快敲定了价格，让律师进场商定细节。
然而，在律师看来没有报表和尽职调查，这交易是不能做的。律师每天语重心长地给我分析利弊，提示风险，弄得我也变得焦虑起来。很多次，我给C打电话，跟她说这个条款有问题，如果你这样这样做了，我会面临很大损失。C总是拉长声调说，“我怎么会呢！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啊！我们都是老实人。”虽然我是相信她的，但能规避的风险还是要想办法规避的。就这样来来回回，纠缠缠，两个多月。
大西雅图地区被华盛顿湖分为东西两个片区，西边是西雅图市中心，东边是跟着微软一起繁茂起来的三个城市，贝尔维尤（以下简称贝尔）就是其中最繁华的一个。而这个咖啡馆就在贝尔市中心，周围高楼林立，微软、亚马逊、Meta等公司都在附近设有办公室。马路对面是东区唯一一个奢侈品购物中心，人流量不错，年轻人也多。都说位置是关键，冲着这一点，我坚持盘下了这个店。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店铺面积大，有170平米，可以办活动。办活动是我开店的初心。来美国四年多，三年疫情，没怎么出过门，不认识几个人。想当初在北京也是过着风风火火、人来人往的热闹生活，突然被安排到美国大西北，不免有些落寞。我非常想念一群人用中文，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评论时事，聊电影、小说、八卦的那种感觉。聚集一些人，互相确认眼神和微笑，留下一些故事。对，故事，就叫Story Coffee，故事咖啡馆。
故事咖啡馆于2023年4月8日正式营业了。
跟我一起进入店铺的还有店长L。L是美国姑娘，二十出头，大学毕业之后做过几份工作，茶叶店、农场……总之都是零散的偏向动手的工作。她说不喜欢面对电脑，喜欢大自然和食物。朋友给我介绍时，L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工作了，我们一拍即合，她便成了我的店长。
L虽然不懂咖啡，但是对餐饮店铺的运营、卫生标准有一定的了解，而且美国人也方便对外交流。开心之余，我也会在心里打鼓。在美国，餐饮行业的收入并不高，特别是在西雅图这样一个科技行业主导的地区，物价很高，对于大学毕业的L来说，在咖啡馆做店长并不是一个长久的选择。当然，这完全是基于我狭隘的价值判断，或许L有自己的追求和打算。
原店主没有留下任何店员，所有人都需要重新招募。一天，L转发给我一份简历，男，36岁，研究生毕业，开过咖啡馆，做过广告公司老板。为什么？恶作剧吧，干嘛来应聘咖啡师啊？我并没有在意，但是L真的把这个应聘者约来了店里面试。
H，白人，中等身材，方脸寸头，穿着细条纹衬衫，打扮像是打工人，却有老板气质。我们用都不太流利的英文聊了几句。H是乌克兰人，两个月前和太太及一双儿女，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H的英文不好，这可能是他找其他工作不顺利的原因。H在乌克兰开过咖啡馆，对咖啡制作很熟悉，应该可以胜任咖啡师的工作。
面试结束后，我跟L说了我的担忧，一是语言问题，咖啡师和顾客的沟通很重要，另外，难民的身份，也预示着很多不确定因素，说不定哪天就不来了。但是L对H很认可，同时我们当时非常缺人手，于是，H便加入成为我们第一个全职咖啡师。
后来我经常在吧台后面和H聊天，大家慢慢熟悉了起来。他在乌克兰的设计公司还在运作，所以每天夜里要跨时区开会，白天来咖啡馆打工，傍晚还要去社区学校学英语。这样忙碌高强度的生活，需要每天三杯咖啡打底。H的太太原来在乌克兰做律师，到了美国给同乡做育儿嫂，另外还要照顾自家小朋友。H周末轮班的时候，全家会一起来店里探班，他太太很美，孩子很漂亮，金发碧眼毛茸茸的。
“为什么来美国？”我问H。
“刚出来的时候，在波兰，我们很多人都在那边。美国的这个项目很好，很难争取，争取到了我们就来了。”
“你不是要去当兵吗？”
“对，所以我必须带着全家才能出来，而且如果回去就出不来了。”
“你喜欢美国吗？”
“还不错，就是太贵了。语言也是问题。”
“会定居在这里吗？”
“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
有一次，他拿着手机给我看，说是他们新完成的一个设计项目，就要施工了。我接过手机，一张一张翻动图片。这是一个医美诊所的室内设计项目，极具现代感，也不乏奢华。
“现在还有人去做医美吗？”我脱口而出。
“当然，生意还要做啊。”H看出了我的疑惑，又加了一句，“战争又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日子还要过的。”
因为咖啡馆开张不久，百废待兴，时而混乱。H就像救火队长，修理设备，安装家具，刷墙，上上下下帮了我们不少忙。他时常跟我念叨，要算清楚账，要搞清楚饮料的成本，监督用量，控制消耗，杜绝浪费。在乌克兰他们开店时候会用POS系统跟踪原材料消耗，还给我找来了试用账号。理性上，我知道他说得都对，但那个时候刚接手店铺，依旧在建设阶段，并没有更多精力去做精细化运营。希望他没有觉得我朽木不可雕。
有时候会有顾客跟我们抱怨H的语言交流有问题，但他也凭着不流利的英文交了不少朋友，有个老爷爷每周都来看报纸，竖着大拇指说，“I like this man, he is a good guy!”（我喜欢这个家伙，他是个好人。）
有一次，我问H，你其实不用来咖啡馆打工的对吧？他说，是。我问，那为什么要来？他说，我想帮你。我俩都大笑起来。
大概过了三四个月，H就离开了，他带全家回乌克兰了。他说他签了一个大合同，必须回去。这得是多大的项目啊，我心想。我想起H说过，“总得回去的，不能总待在外面。”
我们从来没有聊过战争，我怕那是超出我俩英语水平的话题。走之前，我问他，乌克兰现在怎么样？他简单地说，不好。
六个月左右，咖啡馆客人慢慢多了起来，我们的咖啡师团队也扩充到了六七个人的规模。我们持续优化供应链、菜单和团队效率，营业额每个月都在稳定地增长。可做开店生意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遇见什么新状况。
“我们遇到麻烦了，那个清洁公司不让我们解约。” 店长L发信息给我。
“什么意思？他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走？”
“他们说我们签了48个月的合同，不可以提前解约，不然要支付违约金。我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没有跟我说有这个，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签了48个月。我不可能签那么长的合同的……” L发过来一大篇，充满慌张和委屈。
“别着急，不会有事儿的，我来看看。”
新系统清洁公司是我们咖啡馆使用的一家服务公司，他们每周给我们送来清洗、消毒好的抹布、拖布、脚垫等等，取回前一周用过的。一个月一百多美金的服务费。很多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都用类似的服务，确保卫生要求。
刚开店的那个月，每天都有各种销售上门推销，有卖广告服务的，有卖糖浆的，有送牛奶的……M就是其中一个。他大概五十岁出头，墨西哥人。每次都穿着新系统清洁公司的制服，左胸口戴着印有名字的金属牌子。我见到M已经是在店长L和他达成合作意向之后了。L介绍，他们是一家当地的小企业，人都非常好。我和L在开店之初就定下规则，如果能够使用当地的产品和服务就优先选择当地的，所以我支持L的选择。而且M上门多次，看上去也很专业负责。
之后每周，都会有两个墨西哥小伙儿，蹦蹦跳跳地出现在我们店里。他们拿来一大兜干净的蓝色抹布，几个拖把，放在储藏间，然后更换店里的两个脚垫。个儿高一点的是司机，矮一些的估计是新来的小弟。你跟他说，后面还有一包脏抹布，去拿一下。矮个儿的男孩儿会立正，把右手放在眼角，比画一个敬礼的动作，说，“Yes，sir！”
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个厨师帮我们设计菜单。新系统公司的两个伙计正好来送抹布，临走的时候，那个矮个儿的对我们说，他的同事看上我们厨师了，一见钟情！然后就被高个儿追打着跑了出去。那个厨师眼睛都没有抬一下，说，小屁孩儿。的确，现在回想，那两个男孩儿也就十几岁吧。
再后来，我们发现他们的抹布经常有破损，收取和送达的数量也总有出入。L找到了更规范、价格更好的公司，签了新的合同，打算换掉新系统公司。当L通知他们停止合作的时候，新系统公司突然变了脸。
M和墨西哥小哥都不在了，出现了总公司的经理、部门主管，一层又一层。原来他们并不是一家当地公司，而是总部在波特兰，业务覆盖芝加哥、西雅图等地的全国性公司。
L给我发过来她和新系统公司的邮件沟通。部门主管发过来一个pdf，说这是合同，请你们去询问律师的意见，如果仍然选择违约，我们会对你们发起诉讼。
我打开那个pdf文件，一页纸的合同，横版，字很小，右下角有L的签名。我看到了合同时效，48个月，不很显眼，但很明确。合同里有一个条款，叫做满意承诺，说，只要你能提出要求，我们一定包你满意。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解约。接下来就是违约惩罚，如果停止他们的服务，需要支付罚金，罚金是合同服务款的50%，我当下粗粗计算了一下，大概8000美金。
看完合同我就在心里骂娘了，这样的合同怎么可以签呢？L怎么回事？我也是心大，怎么当时就没有多问两句呢？可又怎么能怪L呢，如果新系统公司从一开始就是骗局，专门针对小业主，像L这样没经验的小孩儿，又怎么能躲得掉呢？
我上网搜了搜，这样一家公司竟然没有差评，只有一个评论隐约地表露出来，这是一家非常麻烦的公司，非常后悔和他们合作。
后悔也没有用了，当下解决问题吧。我让L在谷歌评价里面给新系统公司打了一星差评，写了从合同不合理，到服务差劲，到解约时恐吓用户的种种。然后向我们所在城市的消费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
新系统公司不为所动，依旧是，支付罚金，不然就告你们的强硬话术。
期间，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小组，大家讨论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骗子公司”。这肯定了我的猜测，新系统公司就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骗子公司。这样的公司通常会通过地推获得客户信任，骗客户签署一个没有办法解约的合同，然后用很低的成本提供服务。如果客户对服务不满意，就拿出合同恐吓其支付罚金。
对于小业主来说，是没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很多人一看到要被起诉就害怕了，罚金虽然也不少，但是如果被诉讼，就更不知道需要支付多少成本了。这些骗子公司，很多都有内部律师，或者老板本身就是律师，他们使用法律轻车熟路，成本低廉。但对于老百姓来说，摊上官司可是天大的事儿。
真是好生气，谁没有律师啊？我给我的律师拨通了电话，一通控诉，这些无良律师，骗子公司，专门欺负小企业……我的律师听完，缓缓地说，你先冷静。我当场就想挂电话了，心想，不能冷静啊，我们要一起替天行道，消灭他们，告他们啊！
律师说，“我的建议是，你跟新系统公司商量一下，能不能减少一点罚金，然后把这个事情了了。当然，他们会提一些要求，例如，删掉差评之类的。”
“什么？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那你想，为什么这个公司没有差评？肯定是使用法律手段抹掉了。”
“那不是之后会有更多的公司上当吗？”
“是这样的，虽然不是理想状况，但是对你来说可能是损失最小的方法。你还可以让你的经理来承担这个损失，毕竟是她的失误。”
“那不行，她们都是小孩儿，没钱。”
“你这样想虽然很好，但是损失总要有人承担嘛。“
“那只能我来承担啊。”虽然，为别人的错误承担后果这件事让我多少有些不爽。
律师继续说，”如果要打官司，先准备一万块律师费，之后可能还要加，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能赢。如果输了，不仅要支付赔偿，还要支付对方的律师费。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公司不会选择打官司。”我能感觉出来，律师在电话那头的习以为常和无可奈何。
他们用这种方式赚钱，晚上睡得着觉吗？我在心里不爽。“好吧，我再想想。”挂了律师的电话，我责问自己，日子过得好好的，开什么咖啡馆？
新系统公司继续从我们的信用卡里面扣服务费，我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报了欺诈，要回来了扣款。然后，就没有动静了。有两周时间，我和L都鸵鸟一样地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可怜，放过我们了。或者觉得不值当，放弃了。
两周后的一天，我在店里被USPS送信的小哥儿拦下来，要我签收两封挂号信。一封给我，一封给L。信是波特兰寄来的，落款是两个人的名字，后面加上了Associates，这是律所寄来的挂号信。之后又在我家收到了一封需要签收的挂号信，一样的内容。同样内容的信还有四封，分别寄到店里和家里，没有挂号。两天时间，八封信，真是生怕我们收不到。
这是律师函，内容没有什么新奇的，限时在一周内缴纳罚金，不然就要被起诉。
我又一次寻求律师的帮助，这一次，我很怂，我说，讨讨价，省下来的钱分你一半，让我们把这事儿了了。
双方律师约了电话会议。事后，我的律师跟我说，他们估计是有很多这样的案子，完全搞不清谁是谁，也记不清我们的店铺名称，估计是老油条了，对方律师说，“你们报个价吧，我们考虑考虑。”
一方面，我对自己恨铁不成钢，另一方面，由于疲惫而产生了爱谁谁的想法。最后我们支付了4500美元的合同罚金，这件事也算是解决了。
“今天吓死我了，店里来了一个流浪汉，她在店里逛了很久，最后还坐下了。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只好躲在后厨，通过监控看着她。”M是开门的咖啡师，她眉飞色舞地跟我表述她的恐惧和惊诧。我不以为意，流浪汉也是人啊，有什么可怕的？我想。
这一区域并不常出现流浪汉，这是第一次有流浪汉走进我们咖啡馆。
“那个人在沙发上坐了二十多分钟。今天也奇了怪了，常客都没有来，就我一个人面对那个流浪汉……”M继续说着。
咖啡馆工作日七点开门，咖啡师六点半就要来做准备工作。西雅图冬天的这个点儿，天还没有亮。后来想想，M作为一个中国姑娘，在成长的环境里，从来没有和流浪汉打过交道，感到害怕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天，同一个流浪汉又来了，还是转了一圈，坐了下来，坐的时间更久了一些。之后连续几天，她都出现在店里。
“那个流浪汉又来了，还来跟我说话，问我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但啥都不买。我该怎么办？”M在我们的WhatsAPP群里求助。
“她只是比较寂寞，你要是有空就陪她聊聊天，你要是忙就告诉她你在忙，她不会打扰你的。”回复她的是D，我们的咖啡师领班，美国人。D是性少数人士，之前在图书馆工作过，有很多和流浪汉打交道的经历。
我看着她的回复，愣了三分钟。我也从来没有和流浪汉打过交道，我相信流浪汉也是人，而且是更需要帮助的人，更弱势的人。有时候，我会在当地华人微信群里收到反对建立收容所的投票动员，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因为感觉这样不好。佛说，视众生如子女。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这个收容所建在我家小朋友学校附近，我会怎么办。毕竟我不是佛。我故意逃避这样的假设，爱着每一个人，远方的人。
我给D的回复点了一个红心，算是赞同，或者感激？我不知道。我希望这个流浪汉会自己离开。然而并没有，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店里。而因为之前D在群里的回复，咖啡师也不再干涉她在店里活动。
过去了快一周，那是个周五中午，我给店里送原材料。绕过吧台，往后厨走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腥臭味，然后就看到坐在冰箱旁边沙发上的，那个流浪汉。那是很大的一堆，看不清她穿了多少件衣服，四肢臃肿，分不清是衣服层层叠叠撑起来的，还是本身就肿胀着。灰黑色的短发很久没有理，粘黏着立起来。脸色黑黄，不是白人，或许是南美人。她坐在一个单人沙发座上，身体盖住了整个沙发，并且蔓延到桌子上。桌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看不清里面装着什么，应该是她的随身物品，她没有把她的“家”搬进来。
我不能当做没有看见，她太大了，而且味道快要盖过了咖啡和可颂的香气。我扫了一眼吧台，D和另外两位咖啡师都在忙，没有人看向我的方向。我走过去，拉着D问，这个人坐在这里多久了。D说一上午了。
我径直走向这个流浪汉，说，“不好意思，你不能在这里长时间停留，你需要离开。”
她抬起头，看着我，说，“我想买东西的，但是你们不收现金。”声音很小，有点局促。
“是的，我们不收现金。非常抱歉！”
“对面银行的人，如果来了，会给我买咖啡，他们每天都来，我在等他们。”她并不看向我。
“他们今天不一定来，你可以在外面等他们。”
“我是想买东西的，但是你们不收现金。现金有什么不好。”她自顾自地说。
“对不起，我们收不了现金。我现在需要请你离开了。”
她的眼睛失去了焦点，穿过我，看向远方，不再说话。
“你离开之前，有什么需要的，我可以帮你。你需要吃的吗？水？”我问。
她不理我。我又问了一遍，“有什么需要的吗？”
“我要水。”
“好的”，我转身去冰箱里拿纯净水。
“不是这个，是旁边那个椰子水。”她指给我看。椰子水的价格是纯净水的三倍。我心里想，事儿还挺多。我取了椰子水，拿在手里，说，“现在站起来，我们要出去了。”
她不太情愿地站起来，盯着我手里的水。我没有给她，示意她往前走。她拿起桌上的白色塑料袋，缓慢挪动双腿，硕大的身体在晃动。我帮她打开店门，送她到外面，今天阳光很好，不冷。我把椰子水递给她，我本来想说的是，请以后不要再来了，但不知怎么的，说了句，谢谢。
她走了两步，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身体前倾，铺在桌子上。户外的就餐椅也是店里的，但冬天坐在外面的人少，我便没有再次驱逐她。在她身后大概五十米远的地方，我看到了她的家当，毯子、塑料袋，堆在一辆购物推车里。
我回到店里，跟D说，我让她离开了，她不能待在店里。然后在咖啡师的工作群里发了公告：“我们是经营饮料和食物的商铺，我们不能让流浪汉在店里逗留，如果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要请他们离开。”没有人回复，我想他们都看到了。
后来我知道，下午这个流浪汉就又回来了，一直待到闭店。周日又来了，呆了一天。对于如何让她离开，咖啡师有很大的阻碍。大家的做法是当做看不见。
我们所在的华盛顿州是一个很蓝的州，在政治光谱里面几乎是最左边了。店里的客人不会对流浪汉恶语相向，只是避而远之。对面银行工作的员工，会主动给流浪汉买一杯咖啡。店里的咖啡师，都非常年轻，有一多半属于性少数群体，他们不愿意也不想做那个驱赶流浪汉的人。
对于这个流浪汉，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信息。D通过聊天，知道了她叫Sue，最近腿受伤了，是很艰难的时期。有一个店员听到她自言自语说粤语，很惊讶地发现她竟然是中国人，来自香港。或许是他们太年轻，或许是我太懦弱，我是不会去主动了解这些信息的。但知道了，终究是不同的。
我找到了城市的官方网站，有一个专门的栏目就叫做homeless（流浪汉或者无家可归的人）。虽然没有对于营业性场所的建议，但有很多关于如何处理流浪汉进入私人住宅的指南。现在回想，像我们这样纠结、犹豫、不知道如何处理流浪汉的营业场所估计是没有，大部分店铺就直接赶人了。或许，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还在网上找到一个对于顾客着装要求的告示，大概内容是“请注意个人卫生”，我想这个可以给咖啡师一个理由，让Sue出去。我把这个告示连同《处理流浪汉进入私人住宅指南》一并打印出来，贴在了店里公告栏上。
然而很快，店长L就给我发来信息，认为“注意个人卫生”的告示不是一个好主意，咖啡师们也很不喜欢。这是一个非常冒犯的告示，她建议尽快拿下来，然后在群里跟团队道歉。我意识到这的确侵犯到了个人边界，把告示撤了。但是，我并没有在团队群里道歉。
周一，按照《指南》上的说明，我把社区救助电话和附近收容所信息一并发给了店长，让她处理。首先来的是专门处理流浪汉的社区工人，他们的方式是劝说Sue离开，到救助中心去。Sue拒绝了，于是社工就走了。社工建议我们联系CCAT，这是一个专门对于流浪街头且认知能力有缺陷的人进行救助的部门。当天CCAT人手不足，不能过来处理，他们建议我们叫警察。
下午，L给我打电话，说警察来了，正在言语劝说Sue。但是如果她不走的话，我们可以申请禁入令。她在电话里问我，我们要这么做吗？我说，是的，这个问题总得解决。电话里沉默了两秒钟，我问，你觉得呢？她说，是的，虽然我们并不想。
然后，Sue就没有再出现了。
翻过“OPEN”的牌子，咖啡馆结束了一天的营业。陆续有人推开门，“请问这里是有女生聊天活动吗？”
“对对，快进来。”先到的人招呼着后来的人。
闭店后的咖啡馆格外安静，冰箱工作的嗡嗡声充满了整个空间。外边天色已暗，二十几个女生围坐一圈，有三两结伴而来的，但大多数并不认识，气氛略显拘谨。
我是这场活动的发起人和主持人，虽然做过几年播客，自认为还比较擅长采访和对话，但把二十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是全新的尝试。第一次，我选的话题是黄阿丽的脱口秀。
二十分钟后。
“她说，‘40岁是女人谈恋爱的最好年龄，因为下到18岁上到60岁的男人都可以和你约会。’我怎么没想到呢，突然对生活充满希望。”一个女生发言后，伴随着放肆地大笑。
“当一个女人真正面对她的欲望和谈论性的时候，她才真正获得了某种自由。我觉得黄阿丽很勇敢。”另一个人说。
我们从黄阿丽的脱口秀开始，聊了女性欲望，开放关系，女性主义觉醒，等等，足足三个多小时。开咖啡馆这么久，这是我最有满足感的时刻。
之后每两周的周四，在故事咖啡馆都会举行一场这样的女性聊天活动。我们聊的话题有原生家庭，要不要生孩子，搞钱，谈恋爱等等。其中一个伙伴给她起名叫“虾聊会”。虾是西雅图中“西雅”两个字的戏称。我们把大家的聊天录制下来，剪辑成了播客，发布在网上。
有一次，我收到一条播客评论，是一个男士听友写的，“啊，好羡慕，能够有这么好的对话。男性之间，好像不可能有这种对话。”
虾聊会，一口气做了十期，主持人扩展到六人，有大约一百人来过现场，参与我们的聊天。我想如果有一天，咖啡馆不做了，我最想念的会是虾聊会。
新一年的春天，早晨七点半，天已明亮。打开大门，熄掉安全警报，点亮所有灯，开始营业前的准备工作。咖啡机需要半小时预热，烤箱和洗碗机也需要提前打开。清理前一天的冰盒，从制冰机里倒出来新的冰块。磨250克咖啡豆，垫着滤纸，放进滴滤咖啡机，十分钟，一桶滴滤咖啡就制作好了，可以卖半天。检查冰茶、自制糖浆和冷萃咖啡的存量，如果不够需要马上准备。
面包和甜点每天清晨五点送到，现在，要从包装盒里取出来，摆在柜台上。可颂是最受欢迎的，订得最多，占了一半位置。最近新上了三明治，也很受欢迎。
检查一下地面是不是整洁，擦一遍桌子。打开音乐。八点，开门营业。
今天第一位顾客是C，常客，就住在楼上公寓，如果早晨来会点美式，下午来会点摩卡。紧接着进来一家三口人，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个三四岁的孩子，点了拿铁、手冲咖啡和牛奶，还有一些面包。接下来进来的是J，常客，他每周会有三四天待在店里，有时候画画，有时候看书。店里有新的饮品、甜品，他都会尝尝。今天他点了新上的三明治和最爱的冰红茶。
距离上一次我早晨来开门估计快有四五个月了。随着团队越来越稳定，自己站在吧台后面做咖啡的时间变少了。周六早晨的节奏是舒适的，客人陆陆续续来，聊两句，点个餐，去慢慢做咖啡，紧凑却不算忙碌。
做咖啡是一个仪式，磨豆，称重，压粉，计时间，拉花，最后把咖啡递给客人。一个人的时间与心情，倾注在棕色的液体里，希望另一个人可以感受到。咖啡师最有成就感的瞬间，无外乎在收杯子的时候，看见咖啡被喝光。
九点半，来了另一位咖啡师，十点开始会有一波高峰，就要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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