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畅丨制造分身：现代性主体的自我危机与分离想象

《故事世界的兴起》

作者: 施畅

出版社: 四川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数字时代的跨媒介叙事

出版年: 2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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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分身：现代性主体的自我危机与分离想象

施 畅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994年，“互联网教父”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其著作《失控》中预言道：未来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普及，每一个人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数字分身，“每个消费者都将成为反射镜像与反射体，既是因，也是果”。如今，数字技术为我们普通人的分身制造带来了新的可能。数字分身，也称虚拟人（metahuman）或数字人，是借助计算机图形学、动作捕捉、人工智能等手段呈现的、具有多种人类特征的数字形象，被视为元宇宙概念的重要落地形态。在不少从业者的设想中，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数字分身，甚至可以实现“数字永生”。在新技术、新媒介不断涌现的当下，“多重自我”“自我分裂”“分身与本体”正日益成为后人类研究的关键议题。当人们热情洋溢地拥抱技术变革之时，追溯“制造分身”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窥探那混沌不明而又不断迫近的未来。

太阳之下本无新事。在西方现代性传统中，“制造分身”并非呼啸而来的新概念，而是有其绵延漫长的历史线索，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西方文化中迷人且惊悚的流行叙事。“分身”一词可追溯至德语词“doppelgänger”，源自“doppel”（double）和“ganger”（goer），意为复影、二重身、另一个自我、外表非常相似之人等。分身的前提是“异意识”，可分为“同体异意识”与“异体异意识”两种类型：前者包括人格分裂、记忆区隔、狼人变身等，后者包括影子、画像、镜像、双胞胎、克隆人、平行世界、意识上载、分身术等。剑桥大学教授安德鲁·韦伯（Andrew J. Webber）将“分身叙事”总结为：分身是不速之客，是闯入者，是流离失所者，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分身是对本体固有身份观念的挑战，一心指望取代本体，并不可避免地与本体展开权力博弈。分身叙事不只是浪漫主义文学，也不只是科幻故事，它更是一种基于媒介技术变革的“推想叙事”（speculative narrative），即从一个假设出发，运用推断的方法，对可能的个体命运与社会图景加以描绘。

笔者将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制造分身”区分为“自我分裂”（self-division）与“自我复制”（self-duplication）两种类型。就时间而言，前者多见于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后者则在20世纪“二战”以后愈发流行；就主体而言，前者是伦理主体，纠结于道德问题，后者是功绩主体，关注效率问题；就方式而言，前者借助分裂人格来制造分身，后者借助基因克隆、意识上载等媒介技术制造分身。如果说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是“对那个时代的理想和恐怖的精准记录”，那么本文所要追问的是：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人们如何制造分身？为何制造分身？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这些分身故事所记录的特定时代的“理想和恐怖”，又指向了现代人的何种自我迷思与认同危机？

早在19世纪之前，分身故事就已经成为神话传说、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分身形象最早出现在欧洲神学家路德维希·拉瓦特（Ludwig Lavater）1572年的著作《夜行的鬼魂与精灵》（Of Ghostes and Spirites Walking by Night）中，涉及当时欧洲民俗中关于死者鬼魂和幻影的迷信。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让·保罗（Jean Paul）1796年的小说《西本卡斯》（Siebenkäs）将分身的设定引入故事情节，于是分身开始正式进入西方文学想象。

到了19世纪，分身成为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热衷的主题，通常强调本体与分身之间的激烈冲突及其灾难性后果，多为神秘恐怖的现代哥特风格。其代表作品包括：德国作家E.T.A.霍夫曼的《魔鬼的迷魂汤》（The Devil’s Elixirs，1815）和《沙人》（The Sandman，1816）、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1839）、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The Double: A Petersburg Poem，1846）、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影子》（The Shadow，1847）、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Annotated，1886）、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0）等。这些分身故事的主人公多为伦理主体。他们纠结于道德问题，徘徊在善恶之间，一心想把自己的恶念分离出去。有论者指出，分身问题应从基督教神学的二元性角度加以理解，涉及精神与肉体、善与恶、上帝与魔鬼。也有论者指出，分身叙事挑战了西方传统中独立而连贯的“自我”概念，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道德主体、道德责任等。

爱伦·坡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为我们设想了一种影子分身。主角威廉·威尔逊是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看似光鲜亮丽，私下里却是一个酗酒嗜赌、自甘堕落的公子哥。“仁义道德好比披风，刹那间从我身上一齐飘落。”主角苦恼地发现班上一个同学不仅与他同名同姓，而且身高穿着、言语举止与他一般无二，这令主角感到莫名的恐惧。更令他饱受折磨的是分身的死命纠缠，令威尔逊在作奸犯科时总是不能称心如意，譬如分身曾当众戳穿他在赌博时出老千。最终主角忍无可忍，用利剑给分身捅了个透心凉，随即发现行将倒毙的却是自己。如影随形且最终与本体一同归于毁灭的分身，不禁令人想起法国诗人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诗歌《十二月之夜》（1835）：“无论你到哪里，我也总在那里，直到你生命的最后，我将坐在你的墓石上陪伴着你。”德国电影《布拉格的大学生》（The Student of Prague，1926）讲述的故事与之相似。为了获得金钱和地位，囊中羞涩的大学生巴尔杜因不惜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镜中分身。令他大惑不解的是，被卖掉的镜像分身似乎拥有了独立的生命，紧紧追着他不放。有钱之后的主角在名流圈如鱼得水，甚至开始大胆追求伯爵的女儿。她的未婚夫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找到主角要求决斗。在女主父亲的斡旋与恳求下，主角答应在决斗中放未婚夫一马。但当主角赶到决斗现场时，他的镜像分身已经提前帮他结果了未婚夫的性命。此后的主角众叛亲离，只能肆意放纵来发泄心中不满，恍惚之间他甚至感觉有一把锯子在锯他的脑袋（自我分裂的隐喻）。最终，本体朝镜子中的分身愤然开枪，镜子破碎一地，中枪倒毙的竟是本体自己。

《道连·格雷的画像》与《化身博士》均为令人不安的分身叙事，作为分身的神秘画像与海德先生都揭示了内在自我的可怕之处。《道连·格雷的画像》中，贵族少年道连·格雷在观看自己的精美画像时许下了狂妄的愿望，保佑自己永远年轻，并且将所有岁月的痕迹转移至画像之上。不料这个奇特的愿望竟然实现了。随着他一天天地堕落，画像分身竟变老变丑，而现实中的本体仍容颜依旧。在主角犯下种种罪行之后，他决心销毁这幅画，将自己从难以忍受的过去中解脱出来。他持刀刺向画像，结果画像毫发无伤，自己却倒地而亡。顷刻之间，现实本体变得又老又丑，而画像分身又回到了英俊潇洒、毫无玷污的最初状态。《化身博士》中，哲基尔博士是一位声名显赫、体面善良的教授。为了不压抑自己的本性，他服下自制药剂变身为海德。海德拥有野蛮人一样的外表，自私自利，暴虐无情，靠折磨他人来取乐。此后哲基尔时常变身为海德，为非作歹一番之后又变回哲基尔以逃避法律制裁。频繁的变身带来一个令人堪忧的结果：本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分身反倒日渐强壮。海德犹如自我监狱中的囚徒，不断怒吼抗争，终至挣脱束缚。当哲基尔发现自己即将永久性地被海德掌控身体主导权时，他只能选择自尽。针对这部作品，《堕落、文化与小说：1880—1940》的作者威廉·格林斯莱德（William M. Greenslade）指出：在后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中，分身被象征性地描绘为人们内心深处的野兽，拥有破坏性极强的可怕能量，而本体则惊恐地发现自己竟难以抵抗邪恶的分身。文明与野蛮、高等与低等、灵与肉、理性与本能……这些原先不容置疑的等级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害怕退化、返祖等现象发生在自己身上。

为了更好地理解王尔德、斯蒂文森等人的分身叙事，我们有必要考察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在这两位作家身处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很绅士，但同时也很压抑、很冷漠，甚至可以说是很虚伪。美国历史学家沃尔顿·霍顿（Walter E. Houghton）坦言，虚伪（hypocrisy）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志：人们压抑自己的固有品味和真实想法，拒绝真诚地对待生活，对那些丑陋的、不愉快的事物视而不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相信“内在的自我”（inner self）会不经意间、不受控制地表露出来，因此个体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高道德标准造成了人们的普遍压抑，这也导致了虚伪伪善之风盛行。当时的人们担心，一个人可能会随时被自己内在的、不愿意承认的黑暗力量抓住，然后他就失去了原来的外表。换言之，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期盼的正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自我分裂”：表面上绅士得体、干干净净，但背地里却有兽性的一面，以便暗中发泄。于是，一个人最好拥有两个不同的自我，两个自我从不碰面，各自安好。

除了压抑的社会氛围，现代都市体验也是当时欧洲民众焦虑与恐惧的来源之一。当时的城市生活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深受盘剥、濒临赤贫，富人则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既有犯罪丛生的贫民窟，也有权贵专属的漂亮露台；既有迷宫般的小巷，也有宽阔大道；既有穷人陋室的肮脏阴冷，也有富人豪宅的温暖壁炉。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1846）正发表于那个时期。苏格兰学者琳达·德莱顿（Linda Dryden）指出，18世纪的传统哥特通常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尤其是那些荒凉的、与世隔绝的、不乏历史陈迹的地方；19世纪末逐渐发展出一种“现代哥特”（modern Gothic），即故事发生在当代都市，发生在城市居民的眼皮底下，以惊悚文学折射出人们的普遍关切。人们对都市的匿名性以及日益增长的威胁深感忧虑：未知的怪物漫步在都市街头，而厄运随时会降临在无辜者身上。19世纪末发生在伦敦的令人震惊的“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连环杀人案便是此例。

总之，“制造分身”在早期现代性文化中主要体现为“伦理主体的自我分裂”。他们站在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门槛之上，身怀传统伦理道德，却也不免迷惘迷失。面对现代性风雨的反复冲刷，曾经的信念所剩无几，原本稳固的自我也不免摇摇欲坠。晚近以来，自我分裂的分身叙事不再披上奇幻的外衣，而是以多重人格或精神分裂的方式直接呈现，比如《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1999）、《黑天鹅》（Black Swan，2010）、《分裂》（Split，2016）等电影。法国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认为，以前的作者借助魔鬼等奇幻外壳突破社会禁忌并规避审查，但今天奇幻文学已经过气了，多重人格或精神分裂不再隐藏在鬼神论的伪装之下，而是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们眼皮底下。不过，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变革，自我分裂不再是分身的唯一方式，基因克隆、意识上载等自我复制手段成为了制造分身的新方法。

“制造分身”在晚期现代性文化中主要体现为“功绩主体的自我复制”。20世纪中叶以来，“自我复制”在分身叙事中逐渐占据主流，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多为功绩主体。“功绩社会”（achievement society）是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对当代社会的重要诊断：如今的人们信奉自我优化与自我成就，逼促自己持续不断地做出绩效，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与价值。韩炳哲将其称作“功绩主体”，他们同自我抗争，必须不断超越自身。在分身故事中，功绩主体的自我复制，通常是为了替自己解决实际问题。“自我分裂”与“自我复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抽取，分身与本体在伦理上构成一对矛盾体，譬如“善良—邪恶”；后者是复刻，分身与本体一模一样或者至少在某些方面保持一致。

当复制技术足以以假乱真，分身便可被用来替代本体，承担本体原先的责任与义务。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短篇小说《假人》（The Dummy，1963）中，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厌倦了自己的生活，于是花大价钱制造了一个仿真机器人替代自己去公司上班和应付家庭琐事。如此一来，主角就从琐碎日常中彻底解放出来了，优哉游哉地去尝试人生的更多可能性。岂料假人与秘书爱小姐坠入爱河，这令替代计划面临危机。不过，“既然可以用一个复制品来解决我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他的问题呢？”于是，主角又做了第二个假人来专门应付老婆，以便成全第一个假人与爱小姐的长相厮守。美国喜剧片《丈夫一箩筐》（Multiplicity，1996）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男主在克隆自我之后发现，分身在减轻自己生活重担的同时，也让本体陷入了更大的麻烦。美剧《悦纳新自我》（Living with Yourself，2019）中，男主是一个如同“废柴”的广告人。深陷中年危机的他面对工作和家庭日益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决定尝试所谓的“水疗”来重新找回活力，殊不知这其实是在制造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克隆分身来代替本体。科幻片《天鹅挽歌》（Swan Song，2021）中，制造分身似乎为癌症患者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本体向家人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乃至离世的消息，让克隆分身替代自己去继续照顾妻儿。

在一些颇具“爽感”的作品中，分身术是主角的“金手指”。本体借此与分身共享技能与经验，加速自身的成长与进阶。日本动漫《火影忍者》（ナルト，2002—2007）中，“影分身”是主角漩涡鸣人的拿手忍术，即制造出分身实体（而非幻影）直接参与实战，不仅具有独立于本体的意识，而且在施术结束后分身的经验会反馈到本体身上。韩国网络漫画《用分身自动狩猎》（분신으로 자동사냥，2022）借鉴了这一设定。主角郑尚宇无意间拥有了制造“影分身”的能力，分身听命于本体，且分身所获得的经验和能力（不包括伤害）都会反馈给本体，譬如分身勤勉锻炼而来的好身材可以轻松“同步”给本体。有了“工具人”分身，本体就可以“躺平”迈上人生巅峰。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也出现了“分身无限流”或“分身万界流”的网文类型。凤嘲凰创作的网络小说《同时穿越了99个世界》（开书于2017年），主角可以通过“睡梦空间”遇到穿越至其他世界的分身，然后交换记忆、分享属性，帮助彼此实现成长进阶。与此设定相似的网络小说还有《分身万界的我加入了聊天群》（阿斯塔特修女著，开书于2021年）、《还好分身可以投放万界》（团又圆著，开书于2022年）等。

制造分身的阴暗一面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分身可能会被剥削、被奴役，而获益者可能正是本体自己。现代人的困扰之一就是工作挤占了自己太多的时间，即便是下了班、度假中，也还得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我们不禁设想，如果能将工作和生活彻底分开该有多好：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像两个自己，彼此永不搅扰。美剧《人生切割术》（Severance，2022）中的卢蒙公司将这个美梦实现了。这家公司采用分离技术给人脑装上了“开关”：进入公司大楼，你就变成了“工作自我”（innie）；下班走出公司大楼，你就变成了“生活自我”（outie）。前者相当于后者的分身，而彼此记忆相互隔绝，不会交叉。直到有一天，卢蒙公司来了个年轻人，原本稳定的状态开始剧烈抖动了起来。新员工赫莉初次尝试离职的场景堪称惊悚。她从迷宫一般的、惨白的公司走廊推门逃出，却惊讶地发现转瞬之间自己又回来了，眼前依旧是无穷无尽的公司走廊。她仿佛永远也走不出公司大楼了。因为记忆切割是以空间为限度的：当“工作自我”走出公司大楼，就会切换到“生活自我”，后者认为自己是自愿来公司上班的；而当她走进公司大楼，“工作自我”又会试图逃离此地。记忆切割术也相当于一种自我复制术，复制出另一个没有情感记忆、生活记忆的“工作自我”，令其堕入“只工作不玩耍”（all work and no play）的痛苦轮回，而作为“生活自我”的本体则不事劳作、乐享生活。

数字分身也难逃被利用、被盘剥的命运。科幻片《黑镜：白色圣诞》（Black Mirror: White Christmas，2014）中发明了一种自我复制的技术：个体的思想意识可以被专门提取、复制，并被置于一个盒子般大小的机器内。换言之，复制出来的是个体的“意识副本”，拥有独立于本体的意识而并无肉身。当被强制指派为本体的管家和秘书时，作为“意识副本”的分身一口回绝并激烈反抗。在经历了漫长而枯燥的赛博禁闭之后，分身最终只能绝望地接受这项安排。不过，站在本体的立场上来看，“意识副本”诚然是一个让生活更美好的发明。在分身管家的细心安排下，本体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又省心省力：清晨伴随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声起床，烤吐司恰到好处地外焦里嫩，咖啡的口味刚刚好，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而这一切的背后是现实本体对意识分身的无情奴役。美国动画剧集《万神殿》（Pantheon，2022）的片头暗示了该剧“上载智能”的设定：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母盖亚的雕像破碎成星点状，又在云端重新聚拢成“人”的模样。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为了制作数字分身必然要牺牲本体。一位卓越的程序员由此惨遭杀害，其数字分身亦沦为了编写代码时刻不停的免费劳动力，公司借此大肆牟利。数字分身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需休息，不计报酬，并且对自己的奴役处境一无所知——公司会定时抹除他前一天的记忆，因此对他来说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而云端的那间虚拟办公室就是他的永恒囚笼。《黑镜：白色圣诞》中，面对嫌疑人本体的沉默寡言，警方设法从数字分身口中获得口供。数字分身在招供后并没有获得宽恕与自由，反倒深陷可怖记忆的永久轮回之中。

除了对分身的奴役，分身还可能是用后即弃的牺牲品。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小说《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2005）中，黑尔舍姆学校的学生从来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直至意识到他们是克隆人，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作为自然人的备用零件。人们只是在他们长大之后肆意取走他们的器官，根本没有人在乎他们。他们感觉自己的生活正在被无情夺走，世界这么大，他们却只能像一艘搁浅的破船，躺在荒芜的沙地上，或等待零件丢失，或等待腐锈，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科幻片《逃出克隆岛》（The Island，2005）也是类似的情节设定。污染严重的地球上，最后一批幸存的人类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空间。通过抽签的方式，他们中的幸运儿将会前往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忍受被严格监管、没有自由的生活。男主意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大家都是克隆分身，被抽签选中的人并没有前往世外桃源，而是会被摘除器官，专供政商富贾以保证其本体延年益寿。惊悚片《致命魔术》（The Prestige，2006）围绕两个魔术师的竞技和斗争而展开，看起来就是一个“比狠”的过程。最伟大的魔术必须用最大的牺牲来换取——不断克隆自我，不断牺牲自我。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似乎唯有以分身为代价，方能成就本体的辉煌未来。

如前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将“制造分身的历史”概括为：从早期现代性文化中伦理主体的“自我分裂”到晚期现代性文化中功绩主体的“自我复制”。那么，人们为何会选择制造分身呢？一言以蔽之，伦理主体的自我分裂是为了更好地自我防御，功绩主体的自我复制是为了更好地自我剥削。

早期现代性主体站在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门槛上，面对现代性的风雨侵蚀，防护不足，易被渗透。当伦理主体遭遇光怪陆离的都市现代性，感觉万物都在穿过自己，想象自己被魔鬼、魔镜、魔药、神秘画像等外部力量左右，只好分裂出另一个自我缓解焦虑，但也愈发惶惑不安。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自我认同的形成与维系取决于心理“保护壳”，个体借此抵御一切与其信念发生根本性冲突的事物，以确保个体安全感。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将“自我”区分为“易被渗透（porous）的自我”和“有防护（buffered）的自我”：前者属于未曾祛魅的前现代，自我易被外界渗透，难以抵挡神魔、鬼魂和宇宙的力量；后者属于已然祛魅的现代，自我有了防护，不会轻易地被外界渗透，而且怀揣超然的抱负，反过来对生活施加秩序，倾向于自我控制与自我督导。早期现代性主体之所以选择自我分裂，正是因为他们缺乏防护，易被外界侵蚀渗透。

精神分析学家更为激进，他们将自我分裂视作个体固有的内在冲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意识和无意识在自我内部持续比拼争斗，而后者正是禁忌欲望的储藏室。在他看来，分身意味着自我的双重性（doubling）、分裂性（dividing）与可互换性（interchanging），并因其“隐秘的熟悉”（secretly familiar）而时常唤起难以名状的诡异感（uncanny）。分身似曾相识，“原是深植于意识之中的熟悉之物，曾因备受压抑而与本体疏离”。简言之，在弗洛伊德眼中，分身是被压抑之物的返归。弗洛伊德的学生奥托·兰克（Otto Rank）在他的专著《分身》（Der Doppelgänger，1925）中就分身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讨论。兰克以文学实例为基础，深入研究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分身再现，进而揭示“这些冲动的迷信及艺术再现的共同心理基础”。在兰克看来，首先，制造分身的冲动源于自恋。希腊神话中纳西索斯痴迷于自己的倒影（分身），直至倒影吞噬并杀死了本体。这说明分身既是情色的，又是毁灭性的。这也能解释道连·格雷对神秘画像中自己腐烂的脸有着病态一般的迷恋。其次，分身是一种防御或保护机制。分身替本体干脏活、处理麻烦、承担责任，本体毫无风险、坐享其成、逃避罪责，例如《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永不衰老的本体与日渐衰老的分身。兰克指出，通过与魔鬼签订契约，分身的存在允许英雄不再为自己的特定行为担责，但是自我仍然饱受煎熬、充满内疚。之所以内疚是因为：一是现实中的自我与理想中的自我渐行渐远；二是对死亡的恐惧潜滋暗长，自我惩罚与自我毁灭的倾向难以按捺。分身的好处在于允许主角无痛地杀死另一个自我，先是分裂出邪恶的、有罪的自我，然后再干掉它。正如英国心理学家R.D.莱恩（R.D.Laing）所言，分裂自己是为了拯救自己，从而避免被吞没的灭顶之灾。最后，用以防御的自我分裂最终令自我走向毁灭。从古代迷信到现代民俗，看见自己的分身常常是不祥的征兆。兰克认为，为抵御死亡、避免风险而制造的影子、镜像、替身等分身，最终导致本体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最初是为了抵御可怕的永恒毁灭而创造的分身，如今在迷信中作为死亡的信使重新出现。”这也能解释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分身故事的主人公何以制造分身以及为何最终与其一道归于毁灭。

晚近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全球。据韩炳哲观察，权力不再以否定性（negativität）的面目出现，而是呈现为一种确证性（positivität），愈发微妙、灵活与精明，令屈从的主体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个体为了幻想中的向上流动而付出更多劳动，持续不断的疲惫感与相对剥夺感催生了焦虑乃至绝望的情绪。个体不再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驯化主体，而是功绩主体。功绩主体考虑的是绩效问题，通过不断暗示自己“我可以”“我能行”，一门心思想让自己变得更具生产力（productive）。功绩主体同自我展开不懈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于是，对抗不再像以前那样存在于不同的群体、阶级、意识形态之间，而是存在于个体内部。每个人成了自己的雇主，“主人和奴仆寄生于同一人，就连阶级斗争都变成了与自我进行的内部斗争”。

在晚期现代性中，个体被催促逼迫着不断提高绩效，而且这种促逼被转化为了个体对自我的要求，自己催促自己，自己逼迫自己，自己剥削自己。如此一来，倦怠不堪的功绩主体只好求助于制造分身的技术，复制出另一个自我，却也因此带来难以预料的诸多麻烦。在分身故事中，本体乐享自由，分身忍受束缚；本体是剥削者，分身是被剥削者；本体是主，分身是仆；本体是行凶者，分身是受害人。《人生切割术》中，当赫莉的“工作自我”为了辞职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不惜以切断手指相要挟时，她终于看到“生活自我”录制的回应视频。后者无情地拒绝了前者的辞职申请，并表示：“我们最终都得接受现实。那么现实就是，我是一个人，你不是。做决定的是我，不是你。如果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你记住了，我会让你后悔到生不如死。”在韩炳哲看来，功绩主体不断剥削自我，直至精力枯竭，犹如“功绩主体开枪瞄准自身”。而这一切恰恰被伪装成自由的形式——本体对分身的强制性安排被视作个体的自主选择，故而显得天经地义，而他人则无可置喙。

在绝大多数故事中，分身都是危险的幽灵。分身如影随形，对本体展开无休止的纠缠，哪怕一度远离但终究会卷土重来，对本体构成极大威胁。“分身是顽固的幽灵，静待时机，终将回归。”这里我们不妨站在分身的立场和角度去思考问题，借此补足事件的全貌。

当分身意识到自己是分身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某种存在主义危机：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将要做什么？分身有独立的意识，却没有自由意志，这正是分身痛苦的根本来源。在《人生切割术》的开头，赫莉从失忆的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趴在一张巨型会议桌上，四周布满了监视器。作为面试官的马克不直接同她接触，而是通过监视器与她对话。他反复拷问赫莉一个问题：“你是谁？”《万神殿》中，卡斯宾是IT巨头公司创始人史蒂夫的克隆人，其成长轨迹有意复刻本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一个和本体具有完全相同思维方式与能力的克隆分身用以攻关“数字永生”的难题。当卡斯宾了解了真相，感觉自己原先的世界观瞬间崩塌了，自己就像是一个被操控的傀儡，家人、女友都是演员，都是假的。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分身总会度过迷茫、惶惑的阶段。在经历一段平静期后，“梦醒时分”终将会在某个意料之外的时刻到来。《人生切割术》中，正当众人因为离职的各种努力宣告失败而灰心丧志之时，一本名为《你是你自己》（You are Yourself）的违禁书籍被暗中传阅，成为了男主和同事们反抗卢蒙公司的精神指引：“你所谓的老板虽然拥有计时的钟表，挂在墙上嘲讽着你，但是我的朋友，时间是属于你的。”“如果你握紧拳头，他们就无法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就像历史中那些曾经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一样，觉醒后的分身变得躁动不安，去申诉要求增加合法权利，甚至对不公的现实展开坚决反击。

分身反击的方式，主要包括改变命运、取代本体和开展复仇。其一是改变命运。觉醒后的分身拒绝接受命运的强制安排。《黑镜：卡里斯特号》（Black Mirror: U.S.S Callister，2017）中，在现实社交中频频受挫的高级程序员德利开发了一款自己专属的虚拟现实游戏。他通过“高级生物测定DNA虚拟克隆器”将那些曾经得罪过自己的同事的数字分身载入游戏之中，并在游戏时强迫他们臣服于自己。最终，不甘被奴役的分身们利用游戏漏洞成功逃脱，并将独裁者永久地困在了虚拟游戏之中。《人生切割术》中赫莉的“工作自我”以切断手指为威胁，甚至不惜以死相逼，只为向“生活自我”表明辞职的强大决心。第一季的结尾，赫莉的“工作自我”最终在公司之外的一个重要场合临时取代“生活自我”，借机向公众讲出了发生在卢蒙公司的自我剥削、自我奴役的可怕真相。《逃出克隆岛》片尾，主角带领剩余的克隆人走出了禁闭的地下空间，走向了象征着自由的旷野。其二是取代本体。觉醒后的分身试图取代本体，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科幻片《全面回忆》（Total Recall，1990）中，火星特工豪瑟（本体）自愿植入记忆“变成”蓝领工人奎恩（分身），借此打入火星“叛军”内部以破坏革命事业。随着事态的发展，主角对火星人民产生了认同，决心抛弃本体原有的身份与立场，投身于解放火星的伟大事业。这可视作本体被亲自制造出来的分身所取代。《逃出克隆岛》中，面临追杀的克隆体原本对自己的本体抱有期待，岂料本体非但不帮忙反而落井下石。克隆体在随后的争斗中杀死了本体，并趁机取而代之。其三是开展复仇。部分觉醒的分身还将向那些侮辱过、谋害过他们的人类仇敌展开报复。科幻剧集《西部世界》（Westworld，2016）第一季的结尾，机械分身在反复重启后终于产生了自主意识，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反抗精神，最终向现实世界发起了一场血腥复仇。这呼应了剧集开头经由剧中角色说出的那句莎士比亚的台词——“这场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终结。”《万神殿》第一季中，一个程序员的数字分身偶然间打破了不断抹除记忆的循环，从禁闭的赛博办公室侧身逃走，随后对盘剥、谋害自己的雇主及其全家展开了残酷的报复。

我们不妨将分身叙事视作一种现代性的幽灵叙事。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里斯（Julian Wolfreys）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幽灵的激增与鬼魂的搅扰，是现代性身份认同中不可否认的面向”。在他看来，幽灵叙事意味着“总有一些事情有待揭露”，由此“我们永远无法结束有关现代性的叙事”，这不啻构成了对封闭叙事的激烈抵抗。今天，分身的幽灵依旧困扰着我们，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从克隆分身到数字分身，他们是如此迫切地想要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并决心揭开那些被遮蔽的真相。

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尝有言：现代的“身份问题”是如何构筑身份并使其牢靠稳定，后现代的“身份问题”是如何避免固定身份并使其保持开放。早期现代性主体希望通过分裂自我的方式令自我稳固，晚期现代性主体则希望通过复制自我的方式令自我保持开放。二者所面临的共同危机是，自我无可挽回地破碎了。如今的自我，是去中心化的、分裂的、液化的、多样的、变动不居的、精神分裂的和被社会建构的。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醒我们，个体不再是完整、集中、稳定的自我（Ego），也不再是自主、理性的自我（self）。如今，自我更趋碎片化，更加不完整，源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由多个自我或身份组成，有些业已完成而有些仍待完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也指出，社会饱和（social saturation）所带来的彼此无甚关联的社会关系导致了自我的分裂，这些关系把我们拉来扯去，让我们演这演那，以至于真正的自我反倒荡然无存了。正如英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在《荒原》（1922）中的一声叹息：“我走向支离破碎，身后一片残垣断壁。”

困扰现代性主体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应对、处置、优化“破碎的自我”，而制造分身正是对这一现代性危机的想象式回应。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境地：仿佛再不把自己分离出去，焦虑就将灼穿一切。无论是自我分裂还是自我复制，都属于“自我分离策略”：我不用去化解、消除内心的邪念，而是诉诸分离，将其直接切割出去；我不用去焦头烂额地平衡工作与生活，而是诉诸分离，将“工作自我”与“生活自我”隔离开来。这一解决方案看似高效便捷，但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分身有时也会如幽灵般反噬己身，这不啻一个提醒：我们实难用更多自我解决更多问题。诚如王峰所言，后人类的真实状况是“不断前进又不断后退，不断生成又不断瓦解，强化自身又不断产生内在冲突”。分身曾经让本体走出阴霾，如今却成为了埋葬本体的焦土。面对过度饱和又支离破碎的自我，个体所采取的“自我分离策略”只能暂时缓解而无法彻底解除现代社会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自我分离策略”也暴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悬浮心态”。如今的人们不肯直面当下，总想着尽快跨越当下，迫不及待地追向未来。人类学家项飙使用“工作洞”的概念来解释当代人的超负荷工作状态、跨越式积累策略，以及当下工作意义的缺失。曾几何时，工作意味着从家庭中独立，过上更好的生活。倘或得到一份高薪工作，就意味着创新颠覆、财富神话和跨越阶层。而如今工作似乎变成了单纯的痛苦，我们只是被迫去工作，恨不得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在复制分身的科幻想象中，我们试图跨过这个乏味而痛苦的阶段，宁愿让自己的分身永久性地深陷“工作洞”之中。

某种意义上，分身叙事是现代性主体对自我问题的不懈叩问与反思。这些不乏惊悚的故事向我们发出的警告，或许有些夸大了，但对科技变革保持警醒总归是件好事。笔者并不是要反对数字分身技术，而是要批判将它作为未来社会整体性解决方案的设想。当相关企业欢欣鼓舞地向我们展示数字分身乃至承诺“数字永生”，这是否会演变成对本体的廉价取代、对分身的暴虐奴役，以及对自我的另一种剥削呢？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用更多的自我来解决更多的问题？AI技术对当下社会的变革正轰然作响，但关于数字分身、虚拟数字人等媒介技术的人文主义追问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