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丽 | 985学子焦虑：优绩主义与社会结构下的精英困境

 985学子焦虑：

作者：朱丽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曾说：“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1]人类社会自20世纪末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高速发展，伴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社会、短视频、人工智能等一波接一波的浪潮，人类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被各种信息和选择所充盈，但深度媒介化的社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扰，尤其在情感和日常生活层面。比起前人，我们究竟是更富足了还是更贫瘠了？究竟是更快乐了还是更焦虑了？青年群体的生长轨迹和社会语境，相较于前代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剧变，也涉及情感、精神状况、行为模式、生命状态的一系列变化。作为原子化的社会个体，其生活状态是否自足，精神状况是否自洽？新代际遇到了哪些新问题、新困惑？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发现和反思。本文就是聚焦青年群体中特殊的一类，通过对65位985学子的深度访谈，深度反思985学子焦虑的内在机制，及其与优绩主义、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度绑缚。

毋庸置疑，在一切社会分层之中，教育是最重要的维度之一，古今中外亦然。无论是哪个阶层，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跻身名校教育，这是阶层上升或是维持阶层的重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改革，进一步将大学分层为985大学、211大学、一本、二本、三本等各个阶梯。我们认为，出身乃至阶层是揭示大学生生命状态的一个维度，但不能涵盖所有的层面。整体社会内卷加剧和深度媒介化社会，使得他者的生活，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弥漫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与线下环境中。在整体焦虑弥漫的当代社会，很难出于刻板印象，将处于教育金字塔尖的985学子的焦虑斥之为“矫情”。人类学家格尔茨说：“解释人类学的根本使命并不是回答我们那些最深刻的问题，而是使我们得以接近别人——在别的山谷守护别的羊群时——所给出的回答，从而把这些回答归于记载人类曾说过什么的记录中去。”[2]从格尔茨的看法出发，所有人类的生活，哪怕是看起来再微不足道,其激发的回响都使我们对人类整体图景的了解和认知更进一步。

在所有的结构性因素中，教育机制无疑对985学子的焦虑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只要是教人育人、以文化之的过程，都可以被称为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机制。更隐性的是，教育机制通过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塑造了社会的文化结构，其理念和规则也深深地辐射着体系内的每一个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优绩主义规则。韩炳哲使用功绩社会（achievement society）这一概念来诊断现代社会的绩效主义，他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自我优化、自我成就、尽职尽责等自诩为内在心灵中的自由意志强迫自己一再做出绩效，力图最大化地发挥自身功效。[3]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4]，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不再是被虔敬和命令剥削的“驯化的主体”，而是着迷于自我优化和效率提升的功绩主体。功绩社会作为韩炳哲提出的一个诊断社会的启发性概念，成为我们透析985学子焦虑现象主要的理论视角来源。

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讨论了优绩主义规则带来的困境,从理论上对“优绩主义”原则本身及其后果进行了全面的检视批判，认为优绩主义是暴虐的原则，它使“那些处于顶端的人发现自己很难抗拒这样的想法：他们应该获得成功，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也应该处于底层的位置”[5]。“优绩”（merit）是指才能、努力和成就，优绩主义规则是指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优绩决定，其基本逻辑具有合理性，即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主义，认为“择优录取”及“能者多得”是理所当然的公平原则，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高考就是优绩主义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优绩主义规则成为教育机制的一条内在逻辑，深深地辐射着社会的整体教育理念，同时也在教育机制的运行中不断被制度化，作用于社会中的细微个体。他们已经成为985学子了，为什么还是会感到焦虑？实际上，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这个问题本身就蕴含着对高等教育等教育机制的深思。

（一）新的隐性规则：优绩主义的新包装

985学子可以说是优绩主义规则下短暂的胜利者，但随着迈入新的人生进程，优绩主义可能失效，优绩主义遮蔽的问题更是不断显露。在无法常胜的恐慌下，焦虑随之而生。“迈过大学（尤其是985高校）的门槛”不仅意味着新的教育层次和人生阶段，也是应试教育的尾声、社会化过程的开端。真正踏入这个校园时，他们才发现这里并非只有书本知识，他们需要适应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不完全是教育机制本身，却是学生长期身处其中的教育机制的后果和连锁反应。985学子的一种普遍性焦虑源于大家的来路极其相似，是通过同一种选拔体系、在同一种确定性的规则中被筛分出来的，这背后发挥作用的就是优绩主义逻辑和应试教育规则。受访者1说：“可能你是天津的，他是北京的……就是大家无非是在这条路上跑得更累一点或者稍微轻松一点的区别，但是方向都是这样的，都是在这条路上。”

这套以优绩主义为深层逻辑的系统和规则的背后是一套潜在的奖惩机制，包括提供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得后来进入985高校的学子在前期一直有信奉和依赖它的动力，并长期维持被其形塑、固定的“好学生”身份。进入985高校正是践行这一规则的结果，也可以说是遵循它而被奖励的甜美果实。这一深层规则通过形塑985学子的日常感知影响他们的后续行为，要求他们满足“好好学习”的社会期待。因此，985学子被期望在成绩上表现出色，他们则因为面临更大的压力而更努力地去践行这套规则，以维持或提升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吊诡的是，在当前的环境之下，进入大学后学习不是唯一选项，整体氛围上又明显缺乏高考以前对成绩的重视，看似选择更多元了，以优绩主义规则为基础的“唯成绩论”看似被打破了，就像受访者2形容的开阔境地：“这并不是我的个人独有感受，一方面是脱下了应试的枷锁，可以毫无负担地撒欢玩耍，另一方面也感知到自身在应试能力之外的各种匮乏。那时开始我逐渐感受到世界的参差，感受到在考试成绩之外的、更开阔也更复杂的衡量尺度。”但当下不一样的是，985学子一方面要为了新的规则（如保研、奖学金、不挂科）继续努力，保持高绩点；另一方面，他们还面临着更多元的评价体系。这何尝不是优绩主义的一种新包装？问题在于，此时的多元化不是包容，而是带来了新的压力，不是某一项优秀就可以，而是每一项都优秀才算好——除了成绩，在别的评价标准上也要样样优秀。而且很多时候，新的规则并不像“奋斗考大学”那么清晰，而是需要自己去慢慢探索。这些隐性规则对学生的影响隐蔽、深远又广泛。对985学子来说，18岁之前的知识是在书本上的白纸黑字，18岁上大学之后就不同了，许多东西都要自己去想，新的规则也要自己去探索和适应。

（二）“多元”却不“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蓝江认为，功绩社会会阻碍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让追求绩效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了当下社会中泛滥的内卷和焦虑现象。[6]正如上述“新的隐性规则”所讲，上大学后，985学子面临的多元维度的评价体系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负担，反而是加剧其压力，导致“多元”却不“多元化”的矛盾。一些受访者仍然认为现有的教育或社会评价体系过于单一，只注重学术成绩和表现，也即优绩主义导向。受访者3说：“从小老师、父母和学校带给我一种想法，只有知识是正统的，其他只是锦上添花。那时候我的大学，主流评价体系中也没有考量那么多东西。比如说，保研或者奖学金，就是辅导员根据成绩来去评定的。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评价体系可以是多元的。”受访者4认为，在学校中实施这种量化细分的评价方式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忽视了学校教育的精神导向：“大学评价体系更多就是看谁学习成绩更好，或者说谁能够做出来相应的成绩，参加很多活动获奖，有丰富的履历，所谓的多元发展评价。学校毕竟还是不要太进入一种特别量化、讲究效率的体系当中去，也可以有对非物质成就、精神体验的褒奖。”

还有一些受访者已经感受到了多维度评价体系给自己施加的压力，它意味着要在更多的方面有所成就。受访者5明白，相比应试教育体系的优等生，大学里的优等生的内涵已经又扩充了几个维度，只能逼自己去适应这些维度：“之前应试教育阶段只有成绩，但是到了大学之后肯定不是只为学分绩，所以在各方面也会注意去提升自己。”受访者6也认为，上大学后整体大环境将“全能”的要求附在学生身上：“大学之后，优秀学子在不同的价值体系里面都非常出色，像学生活动、成绩、出国和学术等，不光是在某一个维度上面有比较出色的表现，人家是全能的。”

评价体系不单一意味着要求部分学生走出舒适圈，比如，那些对学生工作、组织活动等方面不擅长、不感兴趣的学生。受访者们也对多维度评价体系展开了反思。受访者7分析指出，这种体系没有考虑到对学生的要求和给学生的机会的匹配程度，加剧了评价指标和资源分配上的不合理：“生活80%的时间都在学习，都在all for分数、all for排名。现在给的资源机会又要求我们必须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经历、非常良好的个人才能，我们很难在日常的生活中完成。整个大的体系就是不太合理的。”

在针对当前的评价体系不够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批判中，还有许多受访者表达了社会和学界对博士生乃至整个学术生产的评价体系的质疑。受访者8讲述了读博期间以学术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与实践冲突的问题：“我读博就想完成学校的最低毕业标准，把更多精力放到临床和实践学习上，以后更好地帮助到别人。（但是）读博是做科研，就是以发文章为标准，表面上看来它也是唯一的指标，会关系到能否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教职）。”还有一些受访者则是关注到当前社会规则或学术界规则对博士生的评价体系显得功利和急进，并反思学术的最终意义与学者的价值追求。受访者1从学术的本质出发，指出这种学术体系可能剥夺学术乐趣：“学术要求更深度的思考过程，要求时间，但是我们现行的评价体系是会催促着你不断生产新的内容，三年发不出来你就要走人。”受访者9则结合自己在北美高校的所见对比指出，这样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实用主义和结果导向的，可能反而导致学术成果质量不佳，并反思了这个体系是否在迫使学者生产无意义的文章：“当你没有太多紧迫感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功利，更能享受这个过程，不会太结果导向。”受访者10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做学术、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产生过质疑，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论文发表。有的文章用很精致、高大上的学术话语包装我们都知道的现象，他们并没有真的发自内心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而是迫于发论文的要求。”

诚然，优绩主义在历史进程中，曾经对弱势社会阶层的上升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并不完全应该作为被批判的对象。比如，冯婷认为需要坚持优绩主义与矫正优绩主义并行，给成功者以尊敬，给未获成功者以尊严，倡导并维护价值的多样性等见解值得借鉴。[7]但是优绩主义在当下社会结构中的日渐僵化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持续地进行深思。

当前国内教育机制构成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就是“高校鄙视链”的层级结构，它反映了社会对不同层次高校的认可程度。这个结构中，首先，最顶端的是顶级高校，如清北、国内常青藤（其中最著名的是“C9”联盟）等；其次是重点高校，如985、211等；再次是一般本科高校；最后是专科学校。这种层级结构会从教育评价体系辐射至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学子目标、父母期望、企业要求以及社会地位的认定等。对985学子而言，自己所在的高校处于高校鄙视链的哪个层级、自己未来是否能前往这个金字塔结构的中层并往顶端攀升、求职时自己的母校（尤其是本科学校）是否能给自己带来裨益，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极为关键，仅仅从互联网上和现实生活中学子们积极参与建构的“清北之争”、比“C9”联盟更进一步的“C5高校之争”等议题就能反映出这一点。高校鄙视链的存在使得学生在学业过程、职业发展等方面都可能产生压力和困扰，加剧他们的焦虑情绪。985学子也需要持续在鄙视链中进行分层与流动，面对如何找到跃升空间的问题。

（一）期待与压力：“985既是光环，也是负担”

与“高校鄙视链”的层级结构相呼应，自然而然地，近年社会舆论似乎在不遗余力地赋予处于这一层级中上层的985高校及学子以光环。正如受访者6所说，“×大会给我一个在社会上的光环”。与此同时，社会也非常关注他们在光环背后的阴暗面，比如许多新闻报道将新闻信息中的“985”作为一个可以吸引眼球的关键词。作为置身光环之中的人，985学子自身当然能感知到这一光环的存在及影响。受访者11反思了985光环遮蔽了她缺乏参考的迷茫未来：“读到985出来，我身边可参考的样本太少，以至于我对我的前途非常迷茫。985的光环只是很偶尔地提醒我，学习能力还不错，平时我也不会觉得清北出来一定就是优秀的人，我觉得看一个人就一定要看他的多方面素质。”

可见，与985光环并行的是对985学子施压的双重力量——期待与压力，它由内外因素共同结构。一方面，社会整体对985学子有高期待和高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学子也存在实现自我、提升自我的内在驱动力。受访者12说：“我心里面觉得，读了这么多年书，从985高校出来，毕业之后还是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就有压力。”清北学子遇到的双重境遇更为深刻。访谈中，清北学生普遍反映“社会对清北学生是有期待的”，且往往比985学子有更高的期待。受访者13分享了她在面临家人、同事对于“清北人”更高的期待时的困惑心理：“比如，我考选调，我的家人可能会觉得本科毕业、普通985和211学生也可以考，你读这个研的意义在哪儿？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北大？我现在进了南京市教育局，同事的反应就是北大都要来我们教育局了。我不明白，清北的人到底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受访者14还指出了清北学生迈入职场时可能面临的心理失衡：“你进了北大，大家对你的期待就是，你是一个北大的人，你要做出北大人该做的水平……其实你进去（公司）会有点心理失衡，你会有可能和一些不一定都是一本的学生在一起工作。”名校生往往很顾及学校的光环，他们能切身感受到自己享受着光环的余晕，但也“不想砸了学校的招牌”，背负着随之而来的新压力。985学子的标签既是光环，也是负担，恰到好处地说明了其作为双刃剑对于985学子心理焦虑的重大影响。

（二）“上”与“下”的隐忧与动力

在优绩主义逻辑的驱使下，随着985光环而来的就是985高校内部的分层和流动——“上”与“下”的问题。其底层逻辑如同受访者15所说，“阶层的跃升也好，向上的流动也好，教育是唯一的途径”，同时这也是对整个社会建构的“高校鄙视链”文化的深层呼应。受访者5以“下坡路”隐喻自身一直平稳的升学历程，指出对985学子而言在高校层级中“不进则退”的特征：“你看我这×大本硕博，你不觉得是在走下坡路吗？×大本科这个平台给了我看似还不错的能力，走得很顺，它就是一个顺的下坡路。上坡路的话，我可能保研就会跑到其他学校，如果再走上坡路的话，我可能成为一个海博。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我心目中优等生的发展路径。”受访者16在谈到考研选择时也分析了诸多考生普遍采取的高校层级跃升目标：“考研目标选择，60—70%大众的选择其实是上一个阶梯的。双非会考211，211会考985，985会考更好的985。”受访者17反思了自己身为清北学生，在保研推免机会的获得上享受了比普通985学子更大的隐性“特权”，她说：“我本科时在年级内的绩点排名不高，却拥有宝贵的推免资格，其实体现了×大作为国内数一数二、在其他985高校之上的名校给本校生的隐性‘特权’。从这个层面说，进入比985高校更高一级的清北，客观上让此后的人生更顺利，可能缓解本校学生的压力和焦虑，也无形中增加共同参与竞争的其他学校同学的压力。”

在爬上巅峰的快感和名校光环的笼罩下，他们面临的困难甚至不是“向上跃升”，而是“不下降”都难，不得不“向下走”而带来的心理失衡也非常多见。受访者17分析指出了在社会普遍心理和学子的内在驱使下，清北学子面临着“向下走”的魔咒、时时可能出现的跌落感与“反向考研”的无奈，背后其实是他们升学选择空间的压缩：“我从北大树洞上观察到学生一种普遍的焦虑来源：从清北本到非清北985高校（甚至211、双非）硕博的隐性‘下降’及其引发的心态失衡问题。很多跟我相似处境的北大同学都会担忧‘向下走’的问题，有的同学因此选择留学。这也是一种悲哀——很多学生进入清北、基本达到国内本科教育的巅峰，却很难在进一步的激烈竞争中持续保持留在巅峰，而是被不能‘向下走’的魔咒缠住。”正如受访者18所说，“起点越高，想再往上走越难”。关于985学子在“上”与“下”中的犹豫，应当考虑到他们是已在优绩主义规则中获得阶段性胜利的人。受访者5在面临“上”可能会承担的风险时退缩了：“向上够一够的选项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自己没有那么强的话，就要承担风险。”受访者19则指出，985学子的试错成本更高，所以即使不涉及“上”与“下”的改变也可能畏首畏尾、不敢挑战：“我感觉作为一个985大学的学生试错成本很高，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舒适空间。”优绩主义视野下的985高校分层及流动，诚如桑德尔所说的：“把高等教育变成一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对民主和教育都是不健康的。”[8]

当谈到《精英的傲慢》这本审视优绩主义规则的书时，受访者9坦诚地说：“985学子作为精英，感到很焦虑，精英的焦虑是很难理解的吗？”她实际上是指精英焦虑本就具有内在合理性。当我们将优绩主义失效的视角引入时，就会发现其中更为深刻的动因是“985学子的努力与回报率”问题，从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层面为我们的选题提供了另一个解释视角。

（一）优绩主义的承诺与失效

从我们的材料中可以发现，在时代变迁与社会冲击下，优绩主义遭到又一重批判：规则与现实之间存在断裂。即使当前许多985学子能依靠努力获取教育资源，最后是否能转化为职业成就也值得商榷。优绩主义规则给上一世代的回馈相对更多，随着时代变迁，在当前中国社会深度转型和机会结构压缩等因素影响下，优绩主义规则不能缓释985学子感到无力的现状，就如受访者20所感叹的：“我想生活在努力奋斗就一定能成才赚钱的神话时代。”

这也就引出，985学子焦虑和其他人群的焦虑相比，其特殊性在于，他们在应试教育阶段接受的观念就是优绩主义：“拿现在的努力学习换取一份比较确定的光明的未来。”即应试教育阶段的所有人被灌输一种同等的观念，默认他们只要努力学习就会拥有美好的前途，后来却发现并非如此。在所有信任这个规则的人群中，985学子是最坚信、最努力、最怀有希望的，也是其后最迷茫、最失落、最焦虑的。985学子的另一个困境还在于，他们接受的精英教育、被打开的宽阔视野，使他们能清晰地感知到周遭世界和社会运行的整体规律，同样也会预见这种大结构下关乎自己未来、自己命运的无力处境，这无异于清醒的痛苦。

受访者5觉得自己上大学最大的意义就是获得了文凭，因为985的学历是后续求职的一个门槛。换句话说，文凭及其后续回报是985学子希望自己千辛万苦付出努力后能得到的“功绩”。问题就在于，在机会结构缩小的前提下，当前985学子在获得文凭上的付出，越来越难以在社会中有效转化，他们在学历上的积累也许不适配于当下社会的运行规则，也就使得他们更容易生成负面的感知。她从心理层面分析了当前内卷大环境下学历转化率低，985学子即使再努力，最终希望也可能落空的无力困境：“我觉得985学子焦虑的核心点在于曾经拥有的希望的落空，另外现在985好像也没有太多光环。从转化来说，在生活水平上，曾经对于光明未来的想法，被薪水没那么高、房价又高的现实冲击，你会发现活得很辛苦，我考上985有什么意义？这种辛苦不是我读了985就能改变的。”

更可怕的是，985学子仍会不断被优绩主义规则绑架未来人生。受访者5分析了985学子在学业、就业上得持续付出回报率未知的努力，遭受仿佛一眼望不到头的辛苦：“考上985和在985里面读书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这种辛苦好像一直是没有尽头的一样，得一直努力才行。‘以后就轻松了’，但是发现以后也轻松不了。没有一个确定的有回报率的以后，所以现在很多人活在当下。”在社会加速语境中，社会时钟节点的整体前移趋势显著，越来越提前的一个个时钟节点，常常令人透不过气来，时间焦虑也成为受访者的一种普通精神状态。我们认为，个体在社会所铺设的时间轨道及优绩主义原则面前，依然应该保有一定程度的互动协商的权利。一套僵化的、过于强势的优绩主义原则，对个体心灵来说也形同桎梏。

（二）普遍性的社会结构与985学子焦虑的关联

不可否认的是，985学子的焦虑心态与当下普遍性社会结构深度相关。《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2）》从焦虑感、奋斗观、就业观、消费观、婚恋观、生育观、网络暴力七方面对当代中国青年网民进行调查，其中青年网民学习/工作焦虑最为突出，表现出“边焦虑边奋斗”的生活状态。《报告》指出：“在教育水平层面，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青年网民相比本科、大专和初高中学历的青年网民表达出了更多的焦虑感，呈现出了‘越优秀越焦虑’的情况。”[9]这也为我们研究985学生焦虑提供了一个佐证。焦虑的普遍性折射出韩炳哲提出的“功绩主义”特征。东亚地区复杂、多元、急速的现代化进程被学者称为“压缩性现代化”[10]，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被高度压缩，处于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因素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快”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整个社会缺乏成长性思维，更多使用量化指标体系来评估各项发展成果，对于人或人才的评价也是如此。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深受影响，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绩效、量化、竞争、效率之中，焦虑正在成为青年群体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在绩效管理制度之下，为了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每个人都不得不努力提升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成为青年人的口头禅，为了赢过“昨天的自己”不得不进行更大程度的压榨。正如韩炳哲所说：“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困苦不堪。”在看似积极进取的姿态背后，是青年群体疲惫、燃尽的自我。从这个层面来看，“佛系”“反内卷”“躺平”等低欲望生活的表现形式不过是青年对功绩社会做出的反应，这些心理调适也正是社会结构变迁下个体的另一种反抗。

985学生的焦虑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从1977年高考恢复至今走过了46个年头，鲤鱼跃龙门的神话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消散。时代洪流下，985学子自嘲为“小镇做题家”，自我降格为“打工人”，但其深层社会心理仍然是“不敢停、害怕错、拼命赶”的状态，最终筋疲力尽。在我们的访谈中，受访者21提到的“交卷”比喻十分有趣：“当我意识到社会时钟的时候，我总是在追赶不同的节点，我的焦虑也来源于对这个节点的追赶。我觉得这个节点就像我自己在交卷子一样，我总是在想我现在一定要干正事，人一定要做对这个考试、这份卷子有用的事情。”“交卷”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人的一生，然而仅从自我的调适层面难以彻底地解决焦虑，治标不治本。我们需要从“优绩主义”的角度重新反思教育体制，重新厘清教育的本质，“选才”是否应该凌驾在“育人”之上，教育竞争的游戏规则是否加剧了阶级的固化？也需要重新审视社会结构、时代变迁、媒介机制、个体生命历程等多重因素，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多元思考。唯有全社会形成“放缓”的节奏，从源头机制提供“休息”的保障，才能真正地让青年有栖息之所。

在这种情况下，对焦虑、内卷、躺平等当代青年独特的社会心理，不能一味地站在批判性的视角简单批评，还应真正关注到青年所面临的多重困境。近年“慢生活”“治愈系文化”的悄然兴起也正是一种协商路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袤则咨询发布的《2023大社交趋势观察报告》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旷野想象”，报告指出当代年轻人开始反思“线性前进”的执念。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提下，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拥挤；出口在变少，排队的人在变多。同时，工业化的进程大大丰富了物质供给，低消耗、低成本的生活并非难事。藉此，更多人意识到人生并非直线上升的过程，而是充满了分支和可能性，更多更具探索精神而非一味顺从社会规训的生活方式，进入了大众讨论的范畴。[11]

关于985学子焦虑，我们的写作方式是对话、倾听而非评判，我们希望通过几十位受访者的自我叙事，描摹出优绩主义盛行时代中国精英学子的生命故事、求学之路及其情感认知，并在“理解他人的理解”中观照写作者自身的生活世界。我们试图真实地呈现出他们的心路历程，这种真实既可能是指现实生活中真实无误发生过的事件与变化，也可能指向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感知与阐释。我们的受访者普遍接受过精英大学通识教育的洗礼，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对985高校学子的焦虑、迷茫、困顿以及中国社会的整体内卷化趋势，进行相当程度的结构性归因。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批精英学子如何理解自我，如何理解社会，如何阐释个体命运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勾连，又如何凭借既有的个体资源建构内卷时代的自我行动策略。学者项飙近年来鼓励青年寻找“附近”，摆脱人生的“悬浮”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2]他的本意是劝说青年从空想转为行动，从虚拟世界转向附近的生活空间，从中获得脚踏实地的能力，治愈生活的能力。这个“附近”不仅仅是地点和空间，不仅仅是日常生活流，更包括“附近”的人的生存及情感状况。在“远方的苦难”应该被看见、被诉说、被重视的同时，“附近的人”的情感和生命也应该被看见、被诉说、被重视。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13]，正是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下，关注个人生活浩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青年是人类的未来，青年的身上投射着人类社会的希望。关注985学子的生命及精神状态，对整体社会的良性发展具备严肃的重大意义。任何一个微小的个体或现象背后，都连接着更大的社会结构与语境，所谓见微知著，一叶知秋。而传播学——“communication”的原意无论是“传播”还是“沟通”，都点醒我们，最重要的是突破圈层，勇敢地呈现自己，达到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历史、与世界的沟通与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