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不可能原创哲学和科学

诸玄识十念生 2019-04-14

西方不可能原创哲学和科学

诸玄识

一叶知秋，一目了然——逻辑论证

《道德经》曰：“昔之得一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方“二”是不是“元一合分、对立统一”？

提出这样的“逆天命题”是不是荒唐可笑或哗众取宠？即：西方不能原创西学及其每个方面，包括科学、数学和哲学……；西方不能原创文明及其每个方面，包括民主与法治、经济及经济学……。请放心，我们是厚积薄发、四两拨千斤！只用一个史实、一个模型和一个逻辑便可澄心涤虑，开雾睹天。

A.史实是“神的社会”：

“神的社会”：没有“人的作用”～〔中国启蒙〕→“人的社会”：可以“大有作为”

近代以前的西方是“神的社会”，有关“现世、俗世”和“人智、人为”都几乎为零。西方转型成为“人的社会”、从而开始拥有“西学”和“文明”，这是中国文化“启蒙”的结果（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实质上是西方被卷入“天下文明”之中，也是在中华文明的全球性展开的过程中，其发展和创新的因素由量变到质变，在更适合的时空迸发喷涌。

B.模型是“海外生态”：

没有“海外生态”：其生即灭，或宗教禁锢～〔中国因素〕→有了“海外生态”：文明亢奋，却造祸趋毁

鉴于西方文化是“人类中心、主客两分”，西方社会是“生存竞争、征服天人”；仅此便可证明西方不能自我存在，或者说，欧美文明只是短暂机遇。设想两种情况：1.封闭的生态系统（近代以前，不能寄生于海外生态）：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互相抵消，结果为零：或是其生即灭，或是宗教禁锢（原始存在）。2.开放的生态系统（在近现代，可以寄生于海外生态），仅在幸遇“天时地利”（海洋地缘）、因而可以向外宣泄祸因乱源的条件下，西方能够成为生存竞争的胜者，能够显示主客两分之“真理”；但很快就会逆转：或是达到世界地理极限而毁灭，或是由于天时地利转移而衰落。

C.逻辑是“西方悖论”：

西方是一个它自己无法解决的“悖论”。此话怎讲？西方的一切无非是“反克自然的人之潜能”，但这是极危险、难控制的能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西方没有可用于驯服这个“魔力”的智慧，它只是偶然光顾西方而已。那么，如何开发和利用“人的潜能”？历史上是“惟道是从”，享有正果，化解负面；除此之外全为宗教禁锢，原始停滞；这是因为地理相对封闭，难于向外纾解矛盾。近现代是“因地制宜”，打开魔盒，或福或祸：海洋优势（西方）损人利己，陆海兼大（中国）先否后喜；这是因为地理相对开放，易于向外纾解矛盾。以下是“西方悖论”的展开。

西方在本质上是“原罪性恶”（你死我活）和“霍布斯邦”（相争相害）。近代以前，矛盾聚爆于內，没有“正能量”（建设性），外来科技加剧毁灭。中国的洲洋联通和“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等）改变了西方的命运；欧洲的“海洋性”被提升起来，成为连接东、西的捷径。在近现代，西方渐入佳境，依靠“海洋地缘”（地缘优势），汇集古今东西的成果与财富，牺牲全人类与生物圈，“创造奇迹”。

二分明月，二缶钟惑——文明光源

《道德经》曰：“用其光，复归其明。”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运用有机整体之哲理、辩证逻辑之推演，从希腊式或西方式的思维方式本身来看，便可洞见症结、昭然若揭：西方不能创造“西学”及哲学，不能创造科学与文明！“主客两分、天人对立”性质的西方文化及其一切相关知识，既不是人类智慧，也不是西方自生；它们是人皆有之的的无限潜能，只不过西方使之最大化和神圣化，然后标榜为其独特品质和优秀传统而已。

“人的潜能”和在这方面表现异常亢奋的西方文化和西学体系，都是双刃剑，极具负面性，是“悖论”或陷阱，通常都是“进退维谷”；另一方面，开发和利用它们则是有条件、有代价的，但西方并不具有处理如此矛盾——超越与调和潜能及各种知识——的智慧。后者是“道的智慧”（人与自然之和解、和合）。古诗云：“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借喻古文：“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在科学上，中国创业垂统，劳苦功高；但到它奇迹般地形成全球性的景观的时候，人们却只认“欧风美雨、西洋巨灵”，岂有此理！

之所以在近现代，西方在“人皆有之的无限潜能”上是独占鳌头、独上高楼？那并非西方的能耐，而是“中国赐予”；它与西方的“特质”或“传统”基本无关，而且它们——乃至全部西学——在西方都是“有今无古、暂时现象”。在近代以前，“中华圈”是“人的社会”，存在“事在人为”和发展；“泛西方”是“神的社会”，恒为“神权禁锢”和停滞。

“中国赐予”包括天时、地利、人和：

Ⅰ.“天时”。易经式的“有序运动”是人类社会的深层引擎。宋明之际，中国经济与科技有了较快发展。中华文明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前提下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但这是“危巅”——遇到国土生态的限制和亚太地理的瓶颈；再往前走则是“正能量”赶不上“负能量”，它表现为愈益强烈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由此，文明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战争与和平”向西运动，终于在西洋这个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发生了突破。从那以后，人们破天荒地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大竞争、大发展的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但也差不多来到了人类史与生命史的尽头。然而在此之前，“天时”绕地球一周，而让中国与西方“各主沉浮”。

Ⅱ.“地利”。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及陆海丝路之联通洲洋，使亚欧两端的海隅凸显地利，不仅西欧成为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而且西方和日本开始长期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中国和其他大陆则反受其害、被动挨打。海洋地缘的国族可以在损人利己、嫁祸于外的条件下，不惜以牺牲全人类和生物圈为代价，绽放其“人的潜能”。回顾历史长河，中国“开物成务、咸与维新、利用厚生、巧夺天工”的事业坎坷进步，其科技—物质文明经历数千年的“量变”，最后由于亚欧及中西之汇通，而在海洋性较佳的泰西发生“质变”。其讽刺意味犹如李白的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然而进入21世纪，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的战略及经济的优势从“单纯海洋”，开始转移到“陆海有机”，这是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的客观原因。

Ⅲ.“人和”。在近代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人性恶之“人和”从最小化变为最大化。欧洲在生态环境上是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和非时雨，在近代以前，生存艰难，人与人、人与自然皆是极为冲突，所幸有宗教禁锢来保证其“社会存在”，这是原始静态。中国文化与技术的西传打破了宁静，引爆人神火拼和内外战争，直到17世纪中叶的宗教战争，死人千万；而后则是“儒家启蒙”，使西方从“神的社会”转为“人的社会”（全面引进中国）。但是，基督教幕后操纵“后启蒙”：“选民、异端”诱导资本—帝国主义，“原罪、性恶”奠基西方中心论。西方通过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如此最大化的“性恶之人和”，也是西方在科技—物质文明上的极度亢奋的动因。

“中天下而立”，把世界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卷入“天下文明”，以其最大化地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整体和谐”。然而，正道沧桑，历经坎坷。由于技术传播，启动世界，中华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会导致、招致致命忧患；同化野蛮，愈益博大。

三人成虎，三推六问——深度质疑

《道德经》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用古老圣智来把握现实之“万有”。

进一步论证“西方不能创造西学及哲学、创造科学与文明”这一命题：

上述“人之皆有的无限潜能”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本能：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般潜能：生息繁衍、饮食男女、趋利避害、亲疏有别。

第二本能：人作为智能生物的特殊潜能：反克自然、剖析大千、索取万物、解放本能（第一本能）。

虽然科技及其一切相关知识或思想都植根于“第二本能”，但如果崇拜它或它们，则是愚蠢和危险的；这是因为：“第二本能”和由它而起的科技与知识都是双刃剑：对于人类既会造福、又会造祸。甚至可以说，第二本能、科技和知识等的负面（负能量），是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根源。

既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第二本能、科技和知识是“悖论”：既是生存与发展的要素，又是灾祸与毁灭的缘由；那么，人们对于它们，怎么处理“双刃剑”、从而享有“正能量”呢？这在近代前后是不一样的，分析如下：

近代以前，即在人们能够依靠“全球性生态”缓解矛盾之前，人与它的环境一体，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双刃剑对内）；在此情况下，唯有在“道的智慧”（整体和谐、动态平衡）之下，人们能够开发和利用“第二本能”、从而科技和知识及经济（正德、利用、厚生）。除此之外呢？或是动辄自毁家园，或是宗教控制妄动。

在近现代，由于人们有可能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地缘政治较佳的国族可以向外疏解矛盾，因而可以绽放潜能，爆炸式地发展科技、知识和经济（资本主义）等。然而，地缘政治的优势是缓慢变化的；所以，发展的重心逐渐从欧洲—北美，转到亚太—中国。随着中国的充分崛起，其传统文化及“道的智慧”开始复兴，从而扭转西方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的危险势头。

由此可知：1.近代以前不存在西方式或希腊式的知识、科学和文明；2.“俗世西方”的一切都是近现代的事，而且都是“道”（中华文明）的派生或变异；3.所谓的“希腊文明”和“希腊哲学”都应该是近现代伪造的。

进一步用古老圣智解构“西方月圆”：

仅靠本能和天时地利所形成的“西方文明”不可持续。换句话说，西方不具有生命机制。医书《类经图翼》曰：“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西方不能自己产生文明（“无生则发育无由”），在有幸进入“天下文明”之后，则祸害生物圈和地球村（“无制则亢而为害”）。再看下一个现代社会的模型：

【精神条件：“人性本恶”（人心不古）】 1.生存竞争（全然）囿于内部：政治动物〔霍布斯邦，相争相害〕；2.生存竞争（主要）转向外部：经济动物〔内部理性：利往利來〕。

怎样从民族内讧转为外向发展？国际斗争和地缘政治。

从今往后，美国很危险：一旦失去霸权，矛盾向内，即“霍布斯邦”（相争相害，万人枪战）？黑格尔在其所著《历史哲学》提示：在其西部扩张完毕之后，如果不能成功称霸；美国的繁荣昌盛就会走向反面：万民火拼，百城混战。“边疆”决定美国的兴衰存亡：A.边疆向外延伸：自由民主；B.边疆向内封闭：自体毁灭。

在不能产生文明的自然环境中，产生对付自然的“哲学”，这是古人、还是后人的凭空想象？在近代以前，即在全球资源、财源向西方滚滚倾注之前，那儿极为贫瘠。

四不拗六，四海承风——科学西来

《道德经》曰：“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知识（哲学和科学）的世界源头在何方？

中国文化具有人类社会唯一的创新机制，它带来了科技的终古发展，全球展开；只是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喷薄而出，就成了“西方奇迹”。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中国科技的西传使西方从默默无闻中兴起。好像是：“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

第一，“李约瑟难题”。很多中外人士相信这样的说教，那就是：科学传统在西不在中，中国文化不包含科学。但实际上则是相反的。西方不能首创科学！

科技在中国终古积累，已达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前提下的最高水平；再若攀登高峰，就会物极必反：要么否定国土生活环境，要么牺牲“全球性生态”。后一选择不适合当时中国，姑且不论文化，在客观上则受制于“亚太地理瓶颈”。在同等的中国技术的条件下，西洋是通往“新大陆”的捷径。于是，欧洲成了中国科技全球性展开的突破点，发生井喷。从那以后，发展科技变得容易了——依靠适合的“地缘政治”而尽情绽放潜能（向外疏解矛盾），就可以了；至于逻辑方法，那只是人皆有之、呼之即来的方便工具，而与科学创新则基本无关。爱因斯坦名言：“创新不是由逻辑思维带来的，尽管最后的产物有赖于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构。”

在近现代，科学在西方是一帆风顺、万事亨通；但这只是天时地利的短暂景象，进入21世纪，发展的重心返回故里，正在经历空前无比的智能革命。

第二，汉字阻碍科学？持这种观点的人更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毒害。

汉字是科技和其他一切知识的基因库。按照大卫·波特教授，欧洲近代文化形成于“汉字解码”——辨认和利用汉字所蕴含的知识信息。相比之下，字母文字只是表音符号，其本身毫无意义。人的声音的缺点是不稳定，它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走样”。在古代，如果没有印刷术的锁定和规范，用表音文字写成的“文献”，在百里之外和五代之后就成了不可读的死文字了。更何况西方的文字和文献都是在15世纪左右才出现的，实际上是四大发明的产物。所以说，西方的历史传统（科学、哲学传统等）都是假的。古诗云：“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汉字很早就富含科技的信息，例如：一技之长、精益求精、能工巧匠、鬼斧神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心灵手巧、轮扁斫轮、熟能生巧、驾轻就熟、妙手回春、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巧夺天工……。

第三，《易经》阻碍科学？在17世纪后期，莱布尼茨和多位耶稣会士共识：《易经》——“变化的书”——是人类知识和文明的总源（包括哲学，科学，数学）。这又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由“静态”转为“动态”，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但在古代，几乎所有的“人为动态”都会与自然环境及万物众生相冲突，因而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抵消为零；所以各种宗教都是强制恢复“静态”，以确保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原始停滞）。只有中国经书——《易经》和《中庸》等——能够做到：社会众生和宇宙大千及自然万物之契合互动，变易化生，从而实现“利用厚生，人文化成”。

《易经》这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概述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总的源泉，即：“道”→哲学及辩证思维；“器”→科技和物质文明。

Ⅰ.“器”关于科技是：“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Ⅱ.“道”关于“有序运动”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Ⅲ.关于文明的缘起：

文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捕鱼：“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

农业：“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

商业：“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交通：“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兵器：“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建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丧葬：“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行政：“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

欧洲是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非时雨（降雨和植物的生长期相反），在近代以前，生存极难，人与人、人与自然都是尖锐对立；若非宗教禁锢，则无定居人群，但也禁锢了“人智、人为”，所以是原始停滞。

（五）五经扫地、五里雾中——愚蠢思维

《道德经》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所谓的西方及希腊“智慧”，都是在近代从潘多拉盒子里释放出来的、人的“固有愚蠢”和“死亡本能”。

“希腊哲学”本身便可说明两点：1.“古希腊”是伪造的；2.西方思维是愚蠢的。

第一，希腊哲学说明“古希腊”是伪造的。“主客两分、宰制自然”这样的观念只是暂时现象：它没有未来，否则很可能导致“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它没有历史，否则很可能导致“自毁家园、自取灭亡”。在古代，唯有在“道”之下才会出现“西学”，而且不能独立自主，不能成为“显学”。从这句话“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柏拉图学院）”，岂不露出马脚，端倪可察？

第二，西方思维是愚蠢的。设想一个静态的东西，处于平衡或和谐的状态；它一旦动起来，就会走向反面。怎样运用“整体和谐、动态平衡”的方法来把握变化无穷的事物，犹如保持或恢复生命机体的正常运行，它需要通观考虑“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互动、四时合宜、五行生克……”，何其难也！相比之下，把活的整体分割为僵死部分，那是何等的愚蠢呀！

如前所述，西方哲学及“希腊哲学”都不是智慧，它们只是把“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第二本能）抽象化和神圣化，并运用中国的“道”（形而上）加以演绎（逻各斯），企图发现那可以控制“外我”（自然与社会）的规律；它是用死的逻辑对付活的事物，只会阻碍创新和发展，例如在17—18世纪，被伪造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则是科学革命的绊脚石。《易经》云：“不可为典要（公式），唯变所适”。

庄子曰：“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术在“天下”两次大分裂，即：1.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2.世界联通之中学西学。进而，道术在其分裂为近代西学的过程中有两次变异：

Ⅰ.道→它的碎片〔客观静态〕：神创论（宗教哲学）→逻各斯（希腊哲学）～Ⅱ.道→它的碎片〔客观动态〕：辩证法（西方哲学）→进化论（进步史观）

西方及希腊哲学执着于“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可谓“无限愚蠢”。爱因斯坦说：存在着“两种无限”——宇宙之大和人的愚蠢。或者说，如此想当然地对付自然是人类的“固有愚蠢”：在近代以前，除了中国掌控和利用之外，它被各种宗教万古封存；从今往后，除非中国能够驾驭，它将会导致全人类的万劫不复。

西方及希腊哲学对西方人来说是“自鸣得意”，对东方人来说则是“话语价值”。

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于1807年创作的“古希腊”文学家赫西俄德的作品，这是真的吗？

进一步阅读：

1.诸玄识《西方及希腊哲学是“道”的派生和退化》

2.笔者新书：《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

回答网友提问：

回答“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什么出现在西方？

姑且不论墨子学术已经包含牛顿的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古今科学迥异。近现代是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所以能够产生“大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