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梵关系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政界、学界、教界及媒体都对之注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询问中梵何时建交时笑着反问“你着急啦？”其蕴涵神秘的妙答即刻就带来了人们的各种猜测。近期这一问题在不断升温，因此刘金光博士的新著《主教任命制的历史嬗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刚一出版就引起了普遍关注。尽管问题敏感复杂，这部分量颇重的新著却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极为大胆地直接论及对中梵关系的全新理解，而其充分的学术准备亦为这一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提供了历史参考资料和理论思考分析。可以说，此书的问世乃恰逢其时，给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带来了止渴之感或更多的遐思。

众所周知，主教任命问题是中梵关系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最为关键之处，一般认为于此好似无法越过，人们对之故有许多评论和猜想，但大多仅仅限于表层面的泛论，且往往就事论事，没有注意到其久远的历史嬗变和复杂的国际关系，因而很难提供真有价值的意见，这些泛论除了形成舆论跟风之外无助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所以，刘金光博士的这部新著就极为独特，给人们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觉和兴奋。

过去的讨论，大多限于纯宗教层面的主教任命问题，其基本思考也往往立足于基督宗教内部的神学理解和天主教会法典的限定。这种单向性、内涵式的理论探究和解决途径在面对远为复杂的主教任命问题时，就显得单薄片面，在真正解决问题上力不从心、束手无策。回顾过去已经走过的路程，其博弈、僵持旷日持久却无补于事，反而带来了一种离相关问题的根本解决遥遥无期的失望。

面对这一窘境和不可回避的问题，刘金光博士另辟蹊径，既追溯与之相关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演变，又审视其在政教关系层面与国际关系发展上的缠绕、关联。也就是说，解决主教任命问题不能沿袭以往纯宗教考量的老路，若陷于天主教会在现代发展中为自己所制定的法令教规，则走不出徘徊已久而本无出路的死胡同。对此，刘金光博士提出了一种更广远的视域，展示出一种更符合国际关系实情的景观。这种视域即一种客观、真实的历史回顾和冷静、睿智的国际观察，从基督宗教的历史起源和欧洲政教关系的发展演变来审视主教制的形成及主教任命制的复杂变迁；这种景观即从梵蒂冈的国家性质及其宗教形态来展现近现代国际关系中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跌宕起伏及其带来的各种实际解决办法。

从历史嬗变来看，主教任命问题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变数，反映出政教关系的博弈和政教力量的消长。基督宗教与欧洲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帝政压教、政教合一、政教协约、政教分离的复杂演变。主教任命权的产生及其掌控与政教力量的此消彼长有机相连，并非只存有某一绝对的模式。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民族意识的增长，加之基督宗教内部受宗教改革的冲击，主教任命问题更增添了众多变数。罗马教廷的权威不断在受到挑战，梵蒂冈本身经历了风雨变迁。因此，恪守某一种主教任命的方式为无可争议的绝对模式，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而其奉行过程也是充满争议、充满挑战的。这种主教任命问题，从天主教内部本身就得反思其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反省其得失及相关经验教训。

从国际关系来看，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大一统掌控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尽管在政教分离的发展态势下，天主教会从其内部管理意义上制定并又随后相应修改了其《天主教会法典》，对主教任命及政教关系做出其内在性规定，然而天主教徒毕竟不是生活在天主教纯宗教组织的真空中，其实际存在乃分散在由世俗政权掌权的众多民族国家之中，受到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因此其主教任命问题已根本不可能单纯作为天主教会内部规章制度来存在，而乃与国际关系密切关联，其有效实施还必须面对和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与之有过事先协商和沟通。这就使主教任命问题的考量从纯教会事务扩展到国际事务的处理范围，《天主教会法典》的具体执行和实际实施亦必须与和相应国家制定政教协定相结合。在现代世俗社会的国际关系及其复杂关联中，梵蒂冈想不折不扣地推行《天主教会法典》关于主教任命的规定显然只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在现实中也不可能成功。所谓“地下主教”问题带来的麻烦不仅触及相关国家及其教会，同样也使梵蒂冈自身负担不轻、矛盾重重。在此问题上与世俗国家政权抗衡、对峙显然是下策，其结果或是频频碰壁，或是陷于僵局而久拖不决，毫无进展。

当然，梵蒂冈的性质具有双重性，其作为梵蒂冈城国实实在在乃一个主权国家，但这种具有国家性质的国际主体并非其国际意义的全部，因为梵蒂冈同时又是全世界天主教信仰的精神领袖教宗居所，这一天主教统摄之位称为“圣座”（“宗座”），而圣座在此的行政机构罗马教廷则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央机构，梵蒂冈作为罗马教廷所在地则使其超出一国之界及其局限而确为统摄全世界天主教徒的最高权力机构。尽管这种权力究竟是政治权力还是精神权力颇有争议，其权力意义是的确存在的。虽然罗马教廷的许多机构位于梵蒂冈城国之外，梵蒂冈却仍然具有圣座主权之载体的象征意义，这样遂使梵蒂冈城国与圣座这两个看似本质不同的双国际主体在“梵蒂冈”之名上集中得到简单而象征性的表达。为此，对梵蒂冈所具有的“权力”自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所具有的“宗教权力”即圣座的权威是其传统使然、历史构成，已经固化为一种公认的定式和存在形态，对之我们一定要客观正视和理性面对。这也正是中国天主教会“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的意义所在，即对其历史传承和宗教沿革所达成的“普世教会”这一信仰共同体之承认。

不过，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远非“在当信当行”上“服从”那样简单，二者之间不可能仅仅存在“纯宗教”的关系。当我们谈论中梵关系时，此处所指“梵蒂冈”并非仅有“梵蒂冈城国”之意，而自然也涉及到与罗马教廷即圣座的关系问题。按照天主教会的信仰理解，可以说“梵蒂冈”乃一分为二，即拥有作为一国之体主权的梵蒂冈城国，以及作为全世界天主教会治理最高机构而对全世界天主教徒行使精神信仰领域主权的圣座，因而存在“肉身”与“法身”的区别。但在中国看待和处理与梵蒂冈的国际关系时，却是将二者合二为一来考量的，无论其一国主体、还是其宗教性国际组织跨国主体的意义，在中梵关系中都得以一并商议。若硬性区分而简单仅就0.44平方公里这一弹丸之地的梵蒂冈城国来讨论中梵关系，显然毫无意义，因此将之剥离开并非中梵关系之所指。

于是，从政治与宗教两方面结合起来分析中梵关系、并进而看待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这里，刘金光博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对上述关系的纠缠、分殊根据历史、文献加以条分缕析，给出了鞭辟入里、令人信服的解答。在刘金光博士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当前中梵关系更主要是政治关系，其天主教会层面上“纯宗教”的关系也必须置入其社会政治大背景中来考察、评判。既然是中梵双方的关系，那就绝非梵蒂冈单方一厢情愿的独语；既然首先要解决政治关系问题，那就应该看清这种政治关系的来龙去脉，评断历史上的是是非非；其中的宗教问题也没有脱离这种政治关联，而其解决故而理所当然必须纳入这一政治大框架之中来考虑。所以，刘金光博士在其新著中并不回避这一看似过于敏感的问题，而且还把破解中梵关系的难题作为全书的重点来阐述，并使其关于主教任命问题的思考成为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

在分析中梵关系问题上，有着许多非常重要的政治参考系数。我们从这里走过来，也必须由这里走出去。首先，中国的政教关系与欧洲历史截然不同，中国并无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协定的演变，而是自古至今基本上一直处于政主教从的关系状态，所以梵蒂冈与欧洲诸国政教协约的经验在中梵关系上用不上，也行不通。其次，中国近代历史上曾遭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而西方天主教会亦曾卷入到这种西方政治、文化的双重侵华之中，在此之前以“中国礼仪之争”为标志的政治文化冲突亦让人记忆犹新。梵蒂冈将一些卷入列强侵华的传教士封圣，却把曾促进中西对话友好的利玛窦晾在一边，其政治选项已令人质疑。其三，梵蒂冈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选择承认所谓“满洲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选择了反华反共的态度，表达的是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其四，梵蒂冈在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天主教的爱国之举实施了打压，鼓动天主教徒抵制、反对新中国的红色政权，曾导致中国天主教政治层面及教会层面的双重分裂。其五，梵蒂冈拒绝了中国天主教在新中国成立后把“自选自圣主教”与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符合天主教会法典积极结合的努力，其“绝罚”之举实际上促成了当时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制度的建立。其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梵蒂冈在20世纪50年代反共反华的国际氛围已不复存在，虽有最近几任教宗向中国示好的表态，却在实质上尚未改变其政治态度，对以往其在中国的错误作为亦未公开认错道歉。最后，中国当前的国力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已与20世纪时的状况根本不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势必影响到中梵关系的发展，梵蒂冈应该审时度势，主动面对和积极思考当今中国的国际定位、实力及影响。既然以往中梵关系的问题出在政治层面上，那么今天这一问题的解决当然首先要从政治关系上着手。基于这一根本认知，中梵关系主要是其政治关系的解决，而主教任命问题在中梵关系中显然是从属于这一政治关系的。中国政府已明确宣布其独立自主的治国原则，中国天主教会“自选自圣主教”正是归于这一原则范围之内的。从整体而言，整个中国宗教都强调“独立自主自办”、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干涉和控制。这一原则是当今中国所特别强调和始终坚持的。

中国对中梵关系改善有着非常明确的原则立场，强调要首先解决好国家层面即国际主体层面的政治关系，然后才有可能考虑梵蒂冈与中国天主教会的宗教关系。因此，包括中国与“圣座”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先谈政治、后议宗教之关系。而且这一政治关系理所当然会涉及到主权问题，社会政治主权与精神信仰主权在此亦很难截然分开来谈。而政治、主权之表达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各自实力的博弈较量，中梵关系与以往一样亦不例外。在当前形势下，梵蒂冈需要冷静思考、审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原则立场，看清国际社会发展的大势，相向而行，客观、智慧地调整其以往的思路和做法，争取与时俱进、走出僵局困境。不可否认，在这种政治考量的前提下，在讨论主教任命问题时当然也会顾及其宗教因素。为了破解中梵关系的这一根本难题，刘金光博士在其新著中意味深长地提出了一种“双重备案的方式”。这一思考令人耳目一新，或许能使中梵之间的外交谈判或双边接触增加更大的空间，亦能给予彼此更多的回旋余地。

根据目前态势来判断，中国对主教任命问题的原则立场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任何神学依据或教义规定不属其考虑范围，而只会立足于其政治判断和决策。当然，就中国方面而言，中梵关系的根本改善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形象，对中国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亦会有积极的推进。但中国在主权问题和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上不会丝毫让步，而主教任命问题恰好都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的。因此，中梵关系根本改善的这种可能性乃基于对这一主权和原则之理解的持守。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强政府”现象极为明显，在政教关系上也有突出体现。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其“强政府”的典型特征亦引人注目，不可忽视。所以，梵蒂冈不应奢望中国会做出任何原则让步。

就梵蒂冈方面而论，主教任命问题固然重要，却不是中梵关系的全部，也不是梵蒂冈所期待的与中国天主教会关系的全部；既然主教任命在历史上和国际关系中曾有那么多的变数，那就已经不必然是梵蒂冈所必须坚持不改的根本问题，梵蒂冈在其综合审视中不应该因执著这一问题而难以往前再走一步，导致其可能后悔遗憾的执障。或许，从历史的众多解决办法中，梵蒂冈可能找到中梵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而在国际关系和天主教世界中也不至于遭到太多的非议。在中梵关系改善的诸多因素中，梵蒂冈本可以更为灵活地权衡全局，缜密思考，有所舍取，尽量达到改善这种关系的最佳效果。如果对之持一种更加清醒、更为成熟的通盘审视，梵蒂冈则完全可以睿智、巧妙地绕过这一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或学习中国以“一教两制”的特殊举措来悬置其所希望的根本解决，从而得到其他在当前更有价值、更值得尝试的收获，实现中梵关系立足现实、从当今世界整体大局上考量的双赢。

在如何破解中梵关系难题的关键时刻，在对于中梵双方都可以说是时不我待的当下时机，刘金光博士基于大量史料信息和丰富实践经验而系统深入地探究了中梵关系中的主教任命问题，并以这一新著来提出他认为已经找寻到的可能行之有效之解决方案，这对我们无疑既有理论探索意义，更有现实启迪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