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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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西方伪史 激扬文化自信
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综述
董并生、非子
由西史辨伪工作委员会发起并与山西大有堂共同主办的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七十五年，岁在癸卯，仲冬之月，西元2023年12月16-17日在太原成功举行。
时逢十年不遇的大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映衬出现场出席论坛学者、嘉宾们的参会热情，大家在从全国各地奔赴会场的过程中，着实体验了一把“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之意境，“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转觉诗意盎然。
一、论坛概况
1.会议召集人
河 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作者
林 明：山西文化学者
赵 驰：山西学者，文化企业家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作者
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作者
黄忠平：《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作者
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作者
裴 峰：《大回环》作者(非子)
向前静：北京龙吟长空中医研究院执行院长
2.论坛主旨及学术原则
论坛主旨：破除西方伪史 激扬文化自信
学术原则：求真 求是 求实
遵循“西史辨”宗旨：坚持无征不信的史学原则，拒绝迷信西方中心论，反对历史研究的双重标准；辨别西方历史的真伪，一切从证据出发，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既不美化、也不贬损；一如对待中国历史文化，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3.本届论坛概貌：
2023年第三届论坛与前两届相比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
一是受关注度高。“西史辨运动”在受到学术界于2020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高度推崇后[1]，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及海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例如，在第三届论坛预告于2023年11月17日发出的第4天（11月21日），著名媒体人司马南先生就在其“司马南频道”对本届论坛的举办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专题报道；又如，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在得知论坛将要举办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来函联络，于11月28日对论坛组委会进行了专题采访。在论坛举办期间，线上参会人数达到34000人以上，是上届在线人数的4倍。对于学术会议而言，即便是充分宣传的大型国际会议，两万人数在线也算是天花板了。
二是参会者与嘉宾知名学者多。如全国政协专职委员著名学者思想家何新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著名学者郑彪教授、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中国老子同道会张云程会长，美洲郑和研究会李兆良会长、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创办人董玉振博士等；同时，山西学者林明先生、浙江大学河清教授、山西学者赵驰先生、英籍学者诸玄识先生、山西学者董并生先生、湖北学者黄忠平先生、河北学者孟晓路博士、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数字经济专委会执行理事长李云峰先生、北京学者裴峰（非子）先生等西史辨同仁济济一堂。
三是各领域专家学者踊跃报名参会，提交论文多、论文所涉及范围广。报名参会者数倍于实际参会者（受参会名额所限），参会人员提交各类论文60余篇，论文涉及范围包括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经济学、建筑学、地理学、地图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历算、比较文化学、世界文学、比较神话学等学科，参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伪史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揭露与批判。同时，还涉及到儒学融合马克思主义与西史辨伪；基于中国学术传统的学科建设；弘扬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等内容。
四是在破除西方中心论方面不断有新的拓展。如以大量一手外文资料与无可辩驳的证据揭示出现代文明实际上并非来自西方传统，“西方文明”本身是中国文化西传的结果（诸玄识）；在过去的西史辨研究中尚未触及、与古希腊、古希伯来、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并列作为西方中心论核心概念的“宗教改革”范畴，本届论坛对其“因信称义、唯独圣经、教徒平等”的三项核心教义提出质疑，实际上这些教义所含摄的观念在16-17世纪的欧洲并不存在，而是出于19世纪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构建（董并生）；对西方历法伪史的揭露，指出17世纪之前西方社会没有不存在历法，从而对西方伪史有釜底抽薪之效果（黄忠平）；有学者提出采用传统历法对中国现行的西洋格里历进行改革的建议（张启斌）；揭露西方“科学大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存在重大造假嫌疑（梅晓春）等重要进展。在考古学方面，对东罗马伪史的核心物件——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圆顶大教堂提出质疑，原来这座为伪东罗马背书的大教堂实际上原本并非东正教教堂，而是晚近对穆斯林清真寺的改造（河清）；对金字塔造伪问题的也深入探讨，如对金字塔伪造者经纬及参与伪造者身世的揭示（岑元达）、指认金字塔的设计师为法国人（李树军）、从工具发展史角度说明金字塔是晚近的造物（董玉振），通过对中国朝代与古埃及王表特征值的量化比较用数学模型坐实古埃及年表抄袭中国历史年表（郑栋洪）等；对西域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对穆天子传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周鹏）；比较文学神话学对抄袭中国故事的揭露（胡恺之）、对西方文学伪史的揭露（范江南）;对国家建立文化战略的提案（高寒）；对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的探讨（孟晓路），对西史辨伪的背景历程、当前状态、基本方法、产出成果等进行了综述（裴峰）等等。
五是参加论坛人员在职业及年龄方面跨度大，大学教授、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民间学者、中学教师、自媒体业者等，年龄从二三十岁到八十余岁，共同的是尽管各自角度不同，但对于西方伪史都有可观的研究成果及研究心得。
六是与会嘉宾与学者分别提出了对今后西史辨伪运动发展方向及具体辨伪方法的建议，并对西史辨伪运动的未来寄予厚望。（何新、田辰山、金灿荣、郑彪、张云程、王岳川等）。
北国古城，隆冬季节，天降大雪，抵达现场的嘉宾、学者们，不避交通遇阻，辗转换乘飞机高铁，历经旅途颠簸，大多如期而至，齐聚龙城太原论坛会场。放眼窗外，白雪皑皑，环视会场，气氛融融，少长咸集，高朋满座。本届论坛主持人刘桂梅女史，热情洋溢地对现场及线上嘉宾、学者致欢迎辞，逐一介绍光临现场及线上参会嘉宾、学者，在热烈的掌声中拉开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的序幕……
主持人简介：刘桂梅，西安欧亚学院特聘教授，西安妇联特聘礼仪导师。
河清教授致开幕辞
河清教授开幕辞主要谈了四点感想：
1.兴奋与欣喜。回忆西史辨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走过来的艰难历程，2019年的首届论坛，使西史辨伪从散兵游勇开始有了团队的声音，经过二届到当下的三届，星火燎原、形势大好。
2.衷心的感谢。感谢所有的先行者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形势。
3.自豪和光荣。西史辨伪是一项极其光荣和伟大的事业，将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一场全面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夺回我们的历史解释权、文化话语权，将打破西方禁锢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枷锁，让中国在文化上真正独立。
4.必胜的信念。当前学术界依然是西方伪史的天下，大学、媒体和文化机构是伪史派的坚固堡垒，力量强大。他们对西史辨的层层围剿没有将我们消灭，我们的队伍却日益壮大。西史辨伪学术运动将如延安的火炬，必将照亮全国。
西史辨伪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斗转星移、攻守易位，河清教授宣告第三届西史辨论坛将吹响向伪史派、西化派全面冲锋的号角。我们有信心用五年时间彻底打败西方伪史派，“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致辞人简介：河清先生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双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史辨伪论坛发起人之一。著有《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2012年）《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等专著，主编论文集《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本届论坛还举办了河清西史辨新书《言不必称希腊》《光从中华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发布会。
何新先生致辞
何新先生作为国内最早提出质疑西方伪史的辨伪先驱之一，给本届论坛发来贺词，由于何先生没能亲临现场，由李云峰先生代读致辞。
何新先生重点强调了西史辨伪的必要性。盖因西方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商人和宗教学在历史文件中塞入了大量私货。”，“其中不乏伪造、篡改和误导性的内容”，只有通过辨伪“进行审慎辨别和价值的重新评估”，才能让今人及后人“获得更全面和客观的认识”。何新先生希望西史辨论坛能“成为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他也希望西史辨能“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共同探索历史的真相”。（致辞全文另由西史辨伪公众号全文刊出）
嘉宾简介：何新先生是国内最早提出西史辨伪的学者之一，当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专职)。迄今出版著作80余种，相关著作有《希腊伪史考》、《希腊伪史续考》等“伪史考”系列。
田辰山教授致辞
田辰山教授讲话的题目是《西史辨伪研究值得学术界关注和重视》，致辞中说“西史辨伪是一个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大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要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与道路，才能克服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才得以继续存活与健康延续下去”。同时他告诫那些因私心或利益而打压西史辨伪研究的人们：“为了自己一己之名声与待遇而对牵涉人群、社会或者是人类整体利益影响的研究进行阻挠和打压，这是违反人类道德的”。（致辞全文另由西史辨伪公众号全文刊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4月田辰山教授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曾邀请诸玄识先生等西史辨学者在北外进行学术交流讲座，由于讲座涉及质疑西方伪史，引发出一些反对的声音，为此田教授承受了巨大压力。
嘉宾简介：田辰山先生为国际著名文教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退休），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全美政治学会会员，美国中国政治学会会员，国际中国哲学会会员，美国亚洲研究会会员。
金灿荣教授致辞
金灿荣教授是广大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网友所熟知的专家，前不久因认可西史辨伪的研究，公开质疑亚里士多德数百万字著作的真实性，引发广泛争论。
在致辞中，金教授对第三届西史辨伪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对西史辨伪事业给予了充分肯定，金教授说：“把西方历史搞得很确凿，正确地认识西方，同时当然也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把工作做得更好，也有助于我们恢复文化自信”；同时对近来所面对的舆论攻击进行了统一回复，：“作为学者，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搞清楚事实。事实都不清楚，后面的推理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西方是世界的现代化的样板，我们当然得认真研究它，这其中就包括对它的历史要正本清源”。那么“从搞清事实，捍卫真理的角度出发”，“提出质疑是我们天然的权利”。（致辞全文另由西史辨伪公众号全文刊出）
嘉宾简介：金灿荣先生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理事等。著作有：《多边主义与东亚合作》、《中国学者看大国战略》等，发表论文和评论数百篇。
郑彪教授发言：《新时代儒学与西史辨伪》
郑彪教授长期关注西史辨运动的学术动向，对西史辨研究给与长期的支持。这次冒着风雪赶到太原论坛现场参会，可见郑教授对这届西史辨伪论坛的重视。
郑教授的发言，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心路，提到自己上世纪七十年代求学时的恩师——“素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给自己的告诫：“要坚持马列主义，要解放思想；不要跟者跑，不要上西方的当。”，特别是最后这句，犹如“仙人指路”，使郑教授较早地对西学、西化有免疫能力。
郑老师从研究“政治经济”出发，后来辅以“地缘政治学和传统文化的方法”，著述颇丰，成绩斐然，但最终回归儒学，转向传统的经学、史学中来，“力图能打通儒学、马学，为贯通古今中西作一探索”，因他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大本源实在中国先秦”。《论语今解》是他这方面新的学术探索结晶。他提出要从三个层次对儒学的本质加以把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儒学的根本，其次， “儒学作为中国思想史的主干”，既为维护延绵不断的“大一统”中华文明居功至伟，“同时也必然为历朝统治者所利用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两个方面不能相互割裂和否定。”“第三，儒学经典所包涵和代表的独特思维方法、三才一道（道统）和王道正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丰富的治平经验等等，其中许多都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有国内国际共识的。”
最后，郑教授说：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儒学（复兴）与西史辨伪正在通过推动学术变革，进而成为推动中国变革、中华复兴和世界变局的两支重要的学术生力军。
嘉宾简介：郑彪先生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退休）。近著：《论语今解》（2023）、《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2012）、《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2010）、《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2008）等。
王岳川教授发言：《深拓西史辨伪工程的六大意义》
本届论坛的预告中曾有附文《西史辨伪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来自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王岳川教授，进一步延展了这个话题，将西史辨伪视为一项“学术工程”，概括出西史辨运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六大意义：
一.在西史辨伪中坚持笛卡尔的“怀疑一切”。没有什么是不可质疑的。
二.在西史辨伪中坚持“四重证据法”。让西方伪史中的器物在高科技鉴定中无假可逃，无可遁形！
三.在西史辨伪中坚持团结全球追求真理、揭露虚假的主流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乃至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等。
四.在西史辨伪中坚持“持久战”。必须通过志同道合者长期不懈共同努力，破除后现代现代性的“欧洲中心论”，“盎格鲁-萨撒克逊中心论”，“白人中心论”。
五.在西史辨伪中抵制“阴谋论”，坚持世界知识界的“新启蒙”。我们不仅要坚持辨伪，去掉西方伪装，剥去西史虚假，是非常正常的逻辑思维，绝非所谓的阴谋论。
六.在西史辨伪中注重中国“文化安全”。在西方文化入侵之时，应该坚持中国立场，中国身份，怀疑一切，质疑西方伪史，这表明中国学术界的觉醒和真正智慧的提升。
嘉宾简介：王岳川先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原主任。著作主要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中国镜像》《文化战略》《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等50余部。
张云程会长发言：《道德经心得——中国文化的国际意义》
张云程会长是老子文化研究专家，用老子的精神阐释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从自己在国际上与数十个国家交往的实践中，获得了包括俄罗斯及中亚诸国的各国政府与民间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印证了中国文化与人为善，上善如水，化被天下；水德就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道理。张会长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在国际交往中与西史辨论坛合作。
嘉宾简介：张云程先生为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国学文化传承委员会会长、老子同道会会长，哲学家、教育家，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学者，老子及《道德经》文化思想走向世界的倡导者。
本届论坛收到的论文数量多，分享学者人数多，本综述限于篇幅，难以悉数详细介绍，只得择其精要，分若干专题进行简单的概述，不可能面面俱到，难免挂一漏万，请大家多多谅解。对论坛详尽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本论坛公开的网盘中进行查阅。
1.辨史专题
诸玄识：《西方文明与文明史的中国起源》
诸先生的专题前半部分是谈西方历史及历史学的“创世纪”过程，它导出中学西传之际（主要是在18世纪）的六场“中国化”运动，依次是：1.“中国风”，改变其生活与生产方式，模仿其物质文明的造器方法及审美取向；2.启蒙运动，完成西方社会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型；3.工业革命，将传统中国的制器造物进一步机械化、产业化；4.美国革命，实则是学习儒家模式在北美地区的建国；5.法国革命，则是学习儒家理想却走向了极端化的产物，诛杀了路易十六（民贵君轻）；6.浪漫主义运动，实则是前面“中国风”的进一步衍生物，在审美层面产生出文学、艺术并有了对文明史进行系统建构。而这六场运动的基础则在于此前中国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入，在大量中国文献输入的影响下，欧洲的语言文字积极融摄汉语的表意概念，使其诸语言文字升级为“文明媒介”。
在后半部分里，诸先生通过莱布尼茨与在华传教士的书信的解密，进一步厘清这被历史所隐藏的“西学中源”过程，在莱布尼茨前后的时代，正是西方通过传教士将大量的知识与技术搬迁到西方的时代，所涉的门类几乎无所不包。
作者简介：诸玄识，英籍学者，西史辨论坛发起人之一。著有专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合著论文集《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发表大量西史辨文章，曾获第一届西史辨论坛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联盟特别贡献奖。
董并生：《宗教改革的真相——新教伪史考略》
过去的西史辨伪研究，很少触及“宗教改革”的话题，“宗教改革”是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欧洲学者甚至将其视为近代世界历史的开端。要彻底推翻西方中心论，就不得不揭露其历史真相。16-17世纪所谓“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社会非常原始，并非如西方中心论所宣传的那样为了与天主教争雄，新教改革提出“因行称义、唯独圣经及教徒平等”的三大教义，其实际内容非常低级谫陋，真实情况是当时的宗教之争主要争的是所谓的“圣餐礼”，即天主教主张圣餐礼只吃面包不喝葡萄酒，而新教则要求不单要吃面饼，还要喝葡萄酒；或者天主教主张吃面饼必须是不发酵饼，有些派别则主张吃发酵面饼；新教内部也存在发酵面饼与无酵面饼之争。因为，面包是耶稣的肉，葡萄酒是耶稣的血，吃了耶稣的肉喝了耶稣的血，就可以与耶稣同在，并获得基督的拯救。
这应该是来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一种习俗——食人之风。[2]为了这些仪式内容的不同，整个欧洲大动干戈，造成半个欧洲反对另外半个欧洲的战争，用伏尔泰的话说：“有一半欧洲人在圣体问题上诅咒另外一半欧洲人，因而约有两百年有一半欧洲人为了一个意指温和的仁慈的字，就使血液从波罗的海海岸一直流到比利牛斯山下”。[3]
董并生先生提出：当时的德国呈现一片碎片化的景象，诸侯部落数以千计，互不统摄。16世纪时，德语处于方言的海洋，没有通用文字，无法支持所谓“宗教改革”时期路德以德文翻译《圣经》的叙事；甚至在1871年之前都“不存在德国这个国家”；而路德著作多如牛毛、其来历可疑，路德本人作为“德国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现代性的缔造者”，则是“19世纪造神运动的产物”。所谓的清教徒及“清教运动”，源于19-20世纪在美国浪漫主义运动中虚构历史的意识形态构建。
作者简介：董并生，山西学者，西史辨论坛发起人之一。近年致力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研究，专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在学术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合著论文集《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西史辨论坛官网——“西史辨伪公众号”编审，发表大量西史辨文章，曾获第一届西史辨论坛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联盟特别贡献奖。
黄忠平：《论现行西方史中的时间伪史：十七世纪前欧洲无历法》
历法问题，一直是西史辨伪的重要课题。历史，有“历”方能成“史”，否则所谓的“史料”记录缺乏了准确的时间维度，便失去了研究的大部意义，更不能认可为“信史”。黄忠平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论定十七世纪前欧洲无历法。
黄先生先论及天文历算本是中国的传统学术，在政治文化上享有崇高地位，也是古代儒生的必修功课，历法的研究与修订是朝廷主持下的一种团队合作实践活动。现代天文学、地理学的基本规则是“完全沿袭中国传统理论体系”。如：天地是球体，北极星为天的中心，地球仪北轴对准北极星，从而有天轴、地轴、北极、南极、经度、纬度、赤道、黄道、回归线、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和二分二至、一年四季等概念。而这些规则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二十四节气，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相关。
黄先生之所以判断“十七世纪前欧洲没有天文学”，首先是基于所谓的古希腊、罗马天文学史充满矛盾，判定为伪史确定无疑；欧洲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出现天文台，据此，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第谷的研究及其成果，缺乏必需的天文观测基础设施及观测数据的支撑，亦可判定为伪史。他进一步分析了所谓西历的数据，并还原其“阴阳合历”、“一年四季”的本来面目，可判定“儒略历、格里历的历史均为虚构”，是中国历法西传过程中拙劣的“复制品”。他指出如果深入分析明末来华传教士有关历法或修历的言论或著述，终可得见这些传教士其实：1、无气候常识；2、无天文历算常识；3、无时间概念；4、无星体常识；5、无天文仪器常识；6、无地理常识；7、其知识体系为剽窃中国理论据为己有。
伴随着中国天文学的衰落过程、便是西方天文学的崛起过程，黄忠平先生对这种此消彼长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归纳：自明末来华传教士开始向朝廷渗透，其修历过程的内外矛盾及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乱象与徐光启和李之藻这样的朝廷重臣皈依基督教有着重要关系，这一暗流延续到整个清朝，直至发展成为掌管天文研究的官方要害机构——钦天监完全被传教士所控制，成了为欧洲利益服务的工具。
作者简介：黄忠平，武汉学者，笔名生民无疆，著有《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2012年），西史辨伪论坛发起人之一。合著论文集《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发表大量西史辨文章，曾获第一届西史辨论坛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联盟特别贡献奖。
张启斌（大衍）：《中国天文历法是如何被西方传教士转基因后搞偏搞废的？》
张启斌为历法方向的专业研究人员，《复兴之基》历法学课题组组长，接着对天文历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其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华历法现状”中，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实行了中西“双历并行”这样的国策，但实质逐渐变成了西方阳历为主流历法。重大节日、重要国家庆典，大部分都是用的西历，而西历纪年的具有宗教内涵，其实就是耶稣纪年。在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大潮之下，张先生认为：绝不可“以西方基督阳历为正朔”，宣布自己完成了复兴！
紧接着，报告的第三部分对“中西历法之实质”进行了对比，中国的传统历法“不但要具有时间标尺属性，还要具有准确的天文对应点，还要与大地方位保持一致”，而西历则“年不正、月不齐、无有四季，纪年不确 ”。西历显然是劣于中国传统历法，为何可以“鸠占鹊巢”呢？张先生认为是明清易代之期的历法变革中，“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历法做了手脚, 转了基因”。报告的最后，张先生给出了解决方案：中国历法一定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由此来构建中国新时代天文历法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可喜的是，在这个方向上，张先生已经主导编撰了一部书《中华平气法24节气：恒日万年历》，亟待进一步发展与推广。
作者简介：张启斌（大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华夏传统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历法学课题组组长，为中国历法改革的接棒人，著有专著《中华平气法二十四节气恒日万年历》（中华文化书局2022年）。
简无思：《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文献伪造文化简介》
简无思先生一直在西方文献的可信性与伪造“文化”方向发力比较多。董并生先生曾点评此题的“文化”二字时说：这实际是一种欺诈、虚浮的社会“风气”，是缺乏文化所表现的一种“文化”。
简先生对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这种文献伪造之风概括的比较详尽。首先，他给出了一个在西方学界不成其为秘密也无争议的基本事实：古希腊/古罗马文献绝大部分基于文艺复兴以来的“重现”。“其可争议性是永恒的”，“其真实性、可信性、可靠性天然受损，无法修复”，“若按中国标准，全部西方古典著作都是疑似伪作”。
简先生进一步指出：西方文献伪造发生的领域主要在：宗教界，政界/官方，学术界，文艺界，古董贸易等。总之，虚假和伪造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伪造的高峰时代是在中世纪，尤其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时代动因与“与书写材料大规模易得有关”与“新兴的对古代兴趣有关”。伪造形式可分类为：伪造（forgery）、伪托（pretense）、扩充（或植入，interpolation）、模仿（pastiche）、伪典（pseudepigrapha）、伪金石（或伪铭文，pseudo- epitaph）。
最后，简先生总结道：文献的虚假和伪造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精神性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特征性行为；它与其他西方行为一起构成西方文明的负面性格特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大规模欺骗、掠夺、欺诈、压榨、种族灭绝、大规模杀戮等，为构建西方中心论、白人至上论服务，用于殖民主义的精神征服。
作者简介：简无思，旅美华人学者，现居美国，发表多篇西史辨文章。
王随学：《西方式“史说”再认识》
在本届正式参会的学者中，王随学先生或是年龄最长的一位，七十六高龄。对于论坛“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这样宏大的人文主题而言，年龄、阅历加上语重心长本身就是一种说服力。
王老的讲话从“信史”与“建构史”这中西史学的本质区别来入手检视，百年来面对西方史的输入，我们以己度人，习惯性地将西史当成“信史”。这是文化心理、自然习惯造成了认知之盲区与混乱。紧接着王老主要抓出了西方式“史说”的几个关键柱点，一一诘问，提倡在辨伪的前提之下对西史进行“再认识”。主要选取了以下五点：
一、所谓的两“古”——古希腊、古罗马，漏洞百出。对两“古”明显不能自我圆说的部分进行批驳。二、哲学溯源，不可不辨。正本清源之下，那么“中国古时没有哲学”，或“中国的哲学不是哲学”之类的学术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三、“轴心”伪说，强拉乱扯。将孔子、老子等中国先知与千年后所建构的所谓古希腊及欧洲“先贤”强扯在一起，如此定义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四、“中世纪”说，欺世至今。所谓的“黑暗中世纪”是基于西方伪史叙事的，厘清了相关历史脉络，由西方主导与之相关的“全球中世纪”研究便了无意义。五、世纪之问，何不反诘？谈的是“李约瑟问题”，更多则是对科学史的“再认识”。最后，王老对西史辨伪之现实意义谈了谈他的视角与概括。西史辨伪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文明等级论、现代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底色的进步论等，都将形成颠覆式地冲击。
作者简介：王随学，西安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编审、资深研究员。发表长篇小说《客家女儿》、长篇纪实文学《曾忆当年闯海南》、《古城的困惑》等以及数百篇社会、经济与文化评论；曾先后主持编撰、出版《改革大潮中的搏击者》、《大潮》、《秦地撷英》、《中国•陕西省投资导引》、《陕西崛起》等多种书册，曾获人民出版社“优秀编辑奖”等。
司民权：《古希腊文献系篡改的阿拉伯文献初探》
古希腊半岛土地稀缺，气候恶劣，人口稀少，不可能形成充分的社会分工和基本的国民教育，不具备产生高质量文明的基本条件。但海量古希腊文献思想深刻、技术高难、体系严谨，很难做到全部托古；中华古典文化与伪古希腊文化知识形态差异很大，很难照本抄袭。
那么古希腊学者的著作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
司马权先生通过研究，提出中华文化与科技传播到欧洲的主体路径的说法：中国古典文化→阿拉伯中世纪文化→欧洲近代文化，在时空序列上构成逻辑较自洽的传播链。
大唐帝国是中华古典文化的巅峰，此时诞生的大食（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中华大唐有着密切持久的商贸和人文交流，大食高度汉化，精英荟萃，文化繁荣。他们在学习、消化、吸收中华古典文化基础上，创造了相当高度的阿拉伯科技文化。11-13世纪西班牙光复运动和十字军东征，欧洲发现并攫取了没落的阿拉伯伊斯兰科技文化宝藏，通过卡斯蒂利亚王国、西西里王国和整个西欧持续200年的翻译运动，将阿拉伯知识传入欧洲，催生了经院哲学，引发了文艺复兴。
15世纪下半叶,在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东罗马帝国衰落、欧洲主体意识形成。在知识体系去阿拉伯化大背景下，由罗马教廷主导、意大利商业城邦僭主资助、雇佣大批东罗马流亡学者希利尼语（东罗马官方语）再翻译，从而完成了古希腊文献的托古伪造。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历史类著作，则是根据《圣经•旧约》先知书有关神启线索，借鉴罗马战史、阿拉伯征服史有关战例，把迦南地的“希利尼”偷换成欧洲的“希腊”编造而成。
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陷落、穆斯林世界走向封闭保守、“西方中心论”历史叙事数百年层累洗脑，穆斯林世界完全忘记了路世德、西那、穆萨、法拉比等先哲的名字和本民族曾有的辉煌。
按：司马权先生所提出的历史大脉络很有参考价值，但其中所含西史叙事的“持续200年的翻译运动”之说能否成立？关键要看可否在阿拉伯手稿中找到相关的证据。例如找出类似于古希腊文献的阿拉伯手稿原件。值得注意的是，8世纪阿拉伯传入了造纸术，但没有传入印刷术；古代阿拉伯是手抄本文明，缺乏印刷书籍。今天所见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读物，都是在印刷术从西方传入阿拉伯之后形成的，期间大多数受到了西方中心论的过滤。
作者简介：司民权，1961年生，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级经济师。近年致力于西史辨伪的研究，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
黄卫东：《中美文明性比较研究》
中国是东方文明之代表，美国则是当下西方文明之“带头大哥”，对中美的“文明性”进行比较研究，黄教授的这个题目可谓立论恢弘、站位高远。
探讨从文明的基本要求入题，从人类文明的最初生成开始，分析人性与兽性的差别到逐渐摆脱野蛮、开始具备社会性的界定。于是黄教授对文明的标准有了新的定义。西方学术流行文明标准有：文字、城市、宗教建筑、冶金水平等，在这些要素之上，黄教授认为更基本的特征在于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秩序。由此观之，美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是近现代的事情。西方文明的底色是基督教文化与海盗文化，前者是自我优越的“上帝选民”概念，后者则是弱肉强食的抢劫传统。中国文明是基于农耕，强调自强不息的生产劳动，追求众生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
黄教授还重点谈到西方精英后来用伪史 “谎言构筑文明形象”，如“虚假的文字历史”、“虚构的古希腊科学”。但是从语言文字的成熟过程、从数学基础、从历法基础皆可轻易戳破这些虚假谎言。最终，文明比较研究的结论是：人类希望在中国文明。
作者简介：黄卫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长期关注并积极参与西史辨伪运动，发表多篇涉及西史辨伪的文章。
2.考古专题
河清：《所谓土耳其圣索菲亚大教堂原为伊斯兰清真寺考》
作者简介：见开幕致辞人简介。
岑元达（昆羽继圣）：《古埃及学的兴起与考古》
埃及学的奠基可追溯到基歇尔（1602-1680）的时代，但真正兴起、引起普遍的关注与拿破仑远征埃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远征士兵对于罗塞塔石碑的偶然发现，偶然中实则隐藏着必然。这也就历史地解释了拿破仑的队伍里为何会随行带着百余名科学家，包括且不限于历史学家、天文学家、测绘学家等，拿破仑远征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数十卷的考古、文化作品《古埃及记述》。
岑元达先生在其论题里对这个过程有了更深发掘，他研究发现：拿破仑远征埃及，其实是为完成法国共济会安排的任务，以此换取可萨犹太财阀的信任和支持，为后来荣登王位奠定基础。可萨犹太也通过拿破仑及其后来持续不断的埃及考古造伪行为，为自己服务，一步步打造“西方文明”优于“华夏文明”的伪史，企图彻底替代彼时的世界第一强国——大清帝国。这是西方伪史发端的一个重要背景。
岑先生引经据典，以史料文献、地质学资料、不同版本的拉丁文词典记载等为证据，以照相技术的发展历史为佐证，着重分析了罗塞塔石碑与商博良的早期记载，以及莎草、莎草纸、胡夫金字塔、铁胆墨汁等等，从多个方面交叉印证，分析了古埃及考古学的成因以及发展历史。
作者简介：岑元达，网名“昆羽继圣”，发表大量西史辨文章；文学代表作有《昆羽继圣》四部曲（缘起金乌、奇境历劫、千里江山、万世终章）共计约456万字，已签约上线。
李树军：《古埃及神庙是法国人的设计》
李树军先生参加西史辨伪较早，他的研究目标主要针对西方各标志性的文物或遗址，研究方法比较成熟且已程式化，就是从各种渠道查找原初的图片、图纸信息，从中去寻找这些文物、遗址的变迁过程，还原其设计与建造的真实信息。
李先生这次的分析目标是“古埃及丹德拉神庙”，相传是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303年-前1213年）为其妻子修建，距今约三千年了，号称是埃及保存最完好的寺庙之一。整个建筑群占地 40000 平方米，位于卢克索以北 60 公里尼罗河西岸的丹德拉市东南部，是观赏古埃及壁画和浮雕的不二之选。
李树军先生通过拿破仑远程军间隔时间不远的两份图纸资料进行细节比对分析，得出结论：古埃及丹德拉神庙在拿破仑时代有过大幅地修缮与重建，法国人系统地对其进行过重新设计。
作者简介：李树军，辽宁学者，长于用考古学资料对西方古典、古代遗址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其漏洞及矛盾之处，用以辨别真伪。曾参加首届西史辨论坛，西史辨论文集《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的作者之一。
董玉振：《从工具进步的历史，可知金字塔为晚近伪作》
对金字塔的质疑，一直是西史辨伪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网络上已经充斥大量从不同角度来探究的文章与视频。但在西史辨论坛上谈这个论题，董先生还属第一次。
董玉振先生是学工科出身，对金字塔建造的质疑便从工具与材料入手。如建造金字塔的石块属于切割裁切而来，必然需要优于一般铁器的合金材料，古埃若有这种材料，则青铜器与普通的铁器冶炼将不成问题，但古埃及的出土证据不支持这样的可能。如建造金字塔的材料是类混凝土的人造材料，烧制温度需达1450度，则必需用到煤炭，那么这个建造只可能发生在过去的几百年内，而非四千年前。煤炭-铁器-混凝土等，这个基本的人类技术进展流程是不可能颠倒的。
董玉振先生对“西方造假古埃及文明的原始驱动力”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宗教是主因，《旧约》“创世记”对埃及的描述是“西方伪造拔高古埃及文明的动因。因为《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石”。由此，他判断西史辨伪在华人中遇到的第一批极力阻挠者将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人士；同理，从《圣经》本身入手辨伪，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作者简介：董玉振，博士，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创办人，社长兼总编辑，现定居新加坡。
郑栋洪：《中国朝代与西说古埃及王表特征值的量化比较》
郑栋洪先生本是数学专业的，又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特征值量化分析是其常用的专业手段，多年来他一直积极主张用数学方法来对西方伪史叙事进行分析，于是便有了这篇《中国朝代与西说古埃及王表特征值的量化比较》。
本题分析的对象是古埃及王表，他列举西说古埃及29个朝代时段的特征值，即统一/分裂，本族统治/异族统治，朝代序号，特征人物等，并与中国对应的朝代时段进行量化分析比较，然后进行超多路径的随机模拟。最后发现：西说古埃及朝代与中国朝代的接近率达99.9%。
为何古埃及王表与中国朝代拟合度这么高？是“中国朝代抄袭古埃及王表”还是“古埃及王表抄袭中国朝代”，答案不言自明。
作者简介：郑栋洪，旅美华人学者，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网名“牛肉好吃”。多年前便开始致力于研究西方古代叙述中的虚假宣称，发表过多篇西史辨文章。
明文辨史：《人种、物种、工具材料与文明起源的关系》
“中华文明西来说”是当今西方主导的历史主流史观，西方通过一系列学术活动与理论建构，主张人类、文化、物种、复杂事物单一起源论占主要地位，而且主要来源于近东中东地区。近几十年，在这种研究与观念的浸淫下，中国学术界主流逐渐附和西方的说法，认可西来的事物包括：“中华民族人种、冶铜术、冶铁术、马车、车轮、驯马、 犁、规矩、天平、印章、剪刀、玻璃、毛织品、地毯、山羊、绵羊、羊毛加工技术、黄牛、牛奶加工技术、蜂蜜、小麦、大麦、高梁、玉米、马铃薯、红薯、胡麻、胡椒、核桃、葡萄、黄瓜、大蒜、蚕豆、香菜、苜蓿、石榴、番茄、胡萝卜等等等等。
更不要说天文、历法、数学、哲学、水利、农学、眼镜、望远镜、机械钟表、枪、炮、地雷、水雷、火箭、化学武器、蒸汽机械、汽车、自行车、手术和手术器械、疫苗、世界地图等等，这些本来都是发明起源于中国的东西，都被说成是西方发明起源的”。
在当今古人类考古、人类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主流学术认知里，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的。至今仍有大量学者跟随西方鼓吹中华民族来源于西方、中华民族来源于古埃及（埃夏一体论）、商朝是白人建立等等。
明文辨史此题就是为了反驳这一西方史观。他论证了人类起源与文明起源的关系，通过对人类起源、原始先民主要栽培种植的物种起源、人类早期主要工具材料起源的证明，阐述了人种、主要物种、主要工具材料都起源于中国地区，从而反驳了中华民族人种和中华文明西来说，说明人类文明是起源于中国地区，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作者简介：明文辨史，公众号博主，发表过大量宣传西史辨观点的文章。
3.地理、地图专题
周鹏：《2022-2023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突破》
周鹏近几年的研究一直专注于西域史的挖掘，本届的论题他带来五方面的内容：
一、南线南亚版“大秦”的关键突破及相关延伸问题的挖掘。综合康泰《扶南传》及万震《南州异物志》、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等文献，就可以基本厘定这个版本的“大秦”，主要原型即为印度半岛中南部地区。
二、中国古文献中的摩邻、拨拔力（弼琶啰）与阿拉伯资料中马格里布、巴比伦对照，揭示东北非和两河真实历史进程。唐朝之前，包括西亚都属于“马格里布的巴比伦”，即“西部的蛮荒地”。“巴比伦=拨拔力／弼琶罗／柏柏尔／巴巴里＝野蛮人”，巴比伦文明，即“野蛮文明”。两河下游６世纪、埃及８世纪，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西方伪史掩盖了两河、埃及和巴巴里的真实历史进程！
三、乌孙大月氏源流和人种问题以及与羌人火葬传统的联合思考。所有的古人类族群的DNA研究，都没有考虑“火葬”问题。那这就意味着，现在所有的所谓古人类学的研究，数据都可能是不全的，尤其是对新疆地区遗址的古人类学研究，所谓当时是印欧人种为主的结论，极有可能是一种“幸存者偏差”的结果。
四、《穆天子传》西巡路线全考（部分完成）：至卷二上半部分，昆仑县圃等。周鹏依据他考据西域地理的方法，声称基本确定了穆天子的整个西巡路线。五、数字人文。
周鹏准备的PPT容量比较大，由于时间的关系，其中第四、五部分内容，没有来得及详细展开。
作者简介：周鵬，湖南学者，西域史研究专家，网名“老周来了”，发表西史辨文章多篇，西史辨伪B站影响力博主。
高无为：《罗经正峰小考》
《坤舆万国全图》（简称：坤图）是明万历年间（1602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绘制的世界地图，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目前主流的历史叙事，认为《坤图》是按照欧洲绘世界地图翻译绘制而成，地理信息来自于欧洲的测绘成果。自从李兆良教授展开对《坤图》地理信息的真实来源考证以来，已对主流的结论形成了挑战，他认为《坤图》的绝大多数地理信息来自中国，测绘与明代1430年以前。因为世界地图的测绘是一个综合的科技工程，这将直接颠覆了世界航海史，美洲发现史乃至科技史。故此，《坤图》的研究一直是西史辨伪的重要线索及研究热点。
理解了以上背景，才可以理解高无为先生为何会对《坤图》上千余地名之一的“罗经正峰”、“大浪山”等进行如此详细的考证。这些地名处于环球航海的关键地带——非洲大陆最南端（好望角附近）。考证的结论为：大浪山、大浪山角、美湾、罗经正峰都是中文意涵地名。罗经正峰的地望是：南非西开普省普莱腾贝格湾镇以南8公里处的罗堡自然和海洋保护区。罗经正峰是以罗盘的地盘正针作为地名，得名的原因可能是：“1.该海角地形如针，2.该海角在当年测绘时，其所指方向与地磁子午线方向正好重合，故名罗经正峰”。至此，再由地磁子午线的漂移规律，可以结论“罗经正峰不可能是利玛窦时代的测绘成果”，进一步推断测绘与命名的时间可能在“1400年代”甚至更早。
这个结论无疑可以成为李兆良教授考证结论的一个强有力的辅证。
作者简介：高无为，六十年代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朱默：《今现世诸本〈坤舆万国全图〉系19世纪后篡改本——兼论明末传教士西学东渐系后世伪造》
随着西史辨伪的深入，《坤舆万国全图》及相关所谓“利玛窦”地图以及明末清初所谓的“西学东渐”成为热点研究问题。现阶段，西史辨伪研究已高频率的将《坤舆万国全图》作为“证据”和引用文献，或者直接由此图来推论某些结论。那么《坤图》作为史料的可靠性便十分重要。
本题通过《坤图》上 “日本海”及“小勿耨茶”的标注、《坤舆万国全图》及《两仪玄览图》各版本的现世流转过程等方面论证今现世诸本《坤舆万国全图》及《两仪玄览图》均是后世篡改版，成图于19世纪之后。
朱默先生给出的证据是：因“日本海”系19世纪俄国上将也是一位探险家克鲁森施滕最早命名的。《坤图》上出现“日本海”当与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相关。“小勿耨茶”即“委内瑞拉是小威尼斯的说法”，也是另一个19世纪后才能出现的标注。
以此结论为基础，朱默先生进一步论证了利玛窦等传教士明末来华传播欧洲先进知识的说法，实为后世所编造。
作者简介：暂缺
4.科技专题
梅晓春：《当代西方科学辨伪与中华民族科学复兴》
梅晓春先生是中国当代反相对论伪科学运动的知名学者，他的参会标志着西史辨伪与当代西方科学辨伪在西史辨论坛的汇合，双重辨伪，相得益彰。
如同西方伪史中主流学界不容质疑“古希腊”“古罗马”“亚里士多德”，对于相对论的质疑也遭遇到非公正的对待。梅先生讲述道：
“当代西方主流物理学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理论支柱。在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天体物理学，宇宙学，量子场论，粒子物理学等一系列理论，形成无比庞大的体系。相对主义的世界观还深入影响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成为现代人的思想方式。”“爱因斯坦被视为牛顿之后的不世天才，成为一种神的存在……类似于宗教崇拜……在当今的中国主流学界，这种神话被发扬到极致。任何对爱因斯坦的质疑都不被允许，任何质疑相对论的文章都不可能被科学杂志接受发表……任何质疑相对论的学者必须在学术圈中消失。相对论已经被贴上圣经的标签，不同的只是它用数学符号写成。”
一百多以年来，世界上已经发生过三次声势浩大的反相对论运动，梅晓春总结前三次失败的原因是：“局限于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缺乏深度，因此也未能成功”。从上世纪末开始，由中国民间非主流学者发起的世界上第四次反相对论运动，则“主要在数学和物理学层面上，通过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彻底证伪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
梅晓春等人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在狭义相对论方面，发表了六篇论文,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发表了十五篇论文。同时在时空、光速和引力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否定相对论的实验。概述如下：
1.证明导致狭义相对论诞生最重要的实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存在致命的计算错误，是一个无效实验。
2.因此狭义相对论最基本数学基础——洛伦兹坐标变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3.证明从洛伦兹变换不可能推导出著名的质速公式和质能关系，前者构成狭义相对论动力学运动方程的基础，后者则是原子能工业的理论基础。但它们早在爱因斯坦之前就被物理学家提出，与相对论实际上无关，只能被看成是经验公式。
4.证明由于常数项的计算错误，广义相对论的行星与光的运动方程不成立，用广义相对论对具体物理问题的计算存在大量的初级错误，逻辑错位和概念误解。
5.证明所谓的相对论实验检验，基本上都是无中生有，或另有解释。有些实验是罔顾事实，通过篡改实验数据，随意编造出来的。前几年热闹无比的，美国引力波激光干涉天文台（LIGO）的引力波发现，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它只是一场计算机模拟和图像匹配的游戏，与实际的天文和天体物理学过程没有任何关系。
梅晓春最后表示：当代西方科学辨伪，是西史辨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更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需要建立客观公正的学术竞争平台，打破学术界保守势力的封锁和垄断，就一定能够成功。
作者简介：梅晓春，研究员，福州原创物理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理论物理与纯粹数学研究，范围涉及黎曼几何，数论，量子力学、量子场论、粒子物理学、非线性物理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时空、引力理论与宇宙论，有学术专著《第三时空理论与平直时空中的引力和宇宙学》等。
李斌：《对阿基米德质疑之一》
前不久，网路上因金教授所开启的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质疑可谓如火如荼，亚里士多德既然有假，同期的阿基米德自然面临同样的诘难。李斌先生是在一线从教约40年的中学物理老师。他来自教学中的感受，便更具代表性与说服力。
李斌老师首先列举了现行教科书上对于阿基米德的多处描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学物理的浮力定律。还有其他科学史书籍中对“阿基米德一生取得的主要成就”的记载。
质疑是从阿基米德众多成就中选取最简单的一项“圆周率π”的计算开始的。相关记载揭示阿氏用的是与中国算术相同的“割圆法”，阿基米德以一人之力，超过了中国数百年在这个方向的努力，达到了魏晋时期刘徽（约225年-约295年）对此计算的精度。
李斌老师最后总结道：数学来源于实际生产生活，又服务于生产生活实际；阿基米德时代即不需要也不具备计算圆周率π的条件；其时的古希腊没有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没有小数和分数的概念及记数方法，加减乘除的混合运算都非常困难，故此，阿基米德凭一己之力完成中国几代数学家用几百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根本就不可能。
作者简介：李斌，陕西省某中学物理教师，从教约40年。
傅教智：《西方古代有科学吗？罗马数字笨拙无类自证其伪》
傅教智先生将罗马数字的问题用浅白的语言、简单的计算实验，直接讲了一个专题。让所有的人一听就懂，取得了良好的辨伪效果。
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学科，记数数符系统，它是一切数学体系的起点。何不拿罗马数字记数系统来直接研究一番呢？
通过简单的实验，包括借助最新的AI“文心一言”系统，发现罗马数字体系，记数方式混乱，加减乘都堆积上了，难以表达大数，难以直接识读。这套体系下的数符只有7个，10以下只有三个，等于直接告诉我们它是非十进制的。
更重要的是，这套符号体系无用于四则运算的位值制概念，故无法支撑任何初等数学体系的运算，哪怕是一二年级的小学算数。罗马数字体系没有小数概念，没有负数概念，故也谈不上能做什么初级运算。
罗马数字无法开方，没有根号运算符，无法计算勾股定理。罗马时代号称晚于古希腊时代。古罗马又继承了古希腊的科学，古希腊的数学显然不可能超过后来罗马的数学体系。所以，古希腊亦不可能创造几何学。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
数学、几何学又是整个科学的基础，故所谓古两河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科学大厦，都是建立在沙滩上，都是海市蜃楼。罗马数字成为证明自身历史全伪的一个铁证。
作者简介：傅教智，号山人阿智，《蠢笨罂语》公众号博主与作者。研究英汉对比，剖析蠢笨罂语，推崇智慧汉语。导师时代的知青，喜欢造林。曾在国家国内贸易部、《中国商贸》杂志社、中国家电商业协会工作，退休前任北京《现代家电》杂志社总编。
5.文化、文学专题
孟晓路：《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
在首届西史辨论坛上，孟晓路先生曾作《西学之中学渊源》演讲，此论后收入《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可谓其相关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厘清中、西学术源流关系的基础上，以传统中学来统摄西学及天下其他学术便成为可能。理路如下：
孟晓路先生以“夷夏之辨”推及到“夷夏”两种文明分型，再推及到两种学术规范类型：夏学与夷学。夏学乃中国规范，包括四部、四学（经史子器）与七略，夷学则包含印度规范与西学规范两种。中学的“四学”又对应着“四职”，“经学出于王、史学出于史官、诸子出于百官、器学与民相对应”。
以中学经史子器四学统摄天下学术，首当实现“中文作为天下通用文字”；然后，统合今古以实现经学之统一，以子部容纳释道耶回诸大教，哲学附于子部之末，以经学、经教统子学、子教；以添写四夷列传的方式完成天下史，以器学统摄科学。
对于史学，孟晓路先生进一步阐述道：“史官传统乃一切学术之渊薮……而在西化之规范中，史学久隶于文学之下，沦为分科之学的一个小科，其尊重地位与本来性质久被遗忘矣。” 吾人今日治史学的当务之急是走出西学规范的错误治史方法。西方自古至今没有信史传统，虚构一直是西方史学的正当方法，或者说是主导方法。吾辈亟待走出西方中心论，全面回归正史和编年的体例，在中华为中心而包罗四夷的框架里来完成天下史。
作者简介：孟晓路，河北学者。首创经史子器四学范式并提出四学书院理念，积极参与破除西方伪史的事业。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寒山诗提纲注解》《七大缘起论》《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等。西史辨伪论坛发起人之一。
姚舜雨：《人生有礼，复兴中华文化中的礼教》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在社会、家庭的教化中懂礼、习礼、守礼、重礼一直是很重要的内容。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既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更以高尚的道德准则和完整的礼仪规范为荣，是为优秀的传统美德。
姚舜雨先生此题，先从礼的缘起讲起“礼以义起，礼的形式则确定在日常的行为规范之中，为“五伦之道”，又曰“三纲五常礼之大体。礼教的作用则在于“以礼复性”，是一种明德于心、寓教于行的教化形式，故有“一日克己復礼，天下归仁焉”之说。
姚舜雨作为这方面的专业研究与宣讲人员，安徽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组成员，他的演讲可谓烂熟于胸、滔滔不绝。他重点讲述了中华礼教中的下列形式，包括各自的来源、内涵及意义：
（1）高禖礼 （2）胎教礼 （3）见子礼 （4）成童礼 （5）冠礼 （6）婚礼（7） 相见礼（8）丧礼 （9）祭礼 （10）释奠先师
在礼义廉耻日渐缺失的当下，听起来既觉似曾相识，又如重沐春风。
作者简介：姚舜雨，安徽秋浦书院院长，长江三角洲新时代文明实践百人宣讲团宣讲师，合肥三国新城公园历史文化研究顾问，安徽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组成员。
胡恺之：《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神话童话渊源初探》
神话传说、神仙体系，印迹着文明特征、文化性格早期的积淀过程，可以看作是文明的一种DNA。胡恺之女士此题诚然是西史辨新的研究方向的一种探索。
本题选取了美洲印第安神话《星星姑娘》与《董永和七仙女》，澳洲土著神明“壹”神与女娲，欧洲童话《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漫游仙境》等与《山海经》《大禹九州万国记》，古希腊古罗马神话里的雅典娜与中华九天玄女、海德拉与相柳、九凤等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西方各类神话、童话故事，与中国古代神话的相似、雷同、联系极为广泛，故事情节相互交织印证。
西方神话、童话与中国古代神话的不同之处，体现了在故事流传过程中，是否有原始文献支撑、故事流传之目等不同的自然流变，谁是刻意抄袭造假，谁属自然演化改变，一目了然。
欧洲的神话、童话故事，更似一种随性地、无厘头地对中国古代神话的抄袭与篡改，早期尤为肆无忌惮，后期或大抄大仿，或小抄小仿；其取材自中国古代神话的某些故事框架，虽有改编，却仍可定位其抄袭的最初来源，其流变又凸显了中国与欧洲民族性的截然不同。
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土著与中国古代神话有极为相似的神话传说。这种相似更像漫长过程、达万年计的传承与自然传播；印记着先民们数万年前自东亚移至它洲的过程中，这些文明早期的故事仍得以保留和传颂。这文明的DNA可说明其文化源头，亦可证明中国古代神话为载体的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与悠久历史。
作者简介：胡恺之女史，民间学者，从小长期生活工作在海外，对西方神话及童话有颇有研究，尤其对中西比较神话学有许多独到见解。
范江南：《西方文学的中国起源》
范江南女士是一位小学的语文老师，她首先亦对现阶段中小学教材中对西方文化史、科技史还有文学史的一些不实的伪史宣教表示了忧虑。她已经身体力行地运用自己西史辨伪方面的知识在课堂中对学生进行启发，让学生对西方的历史叙事进行思辨地接收。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基础，那么探究西方文学的起源，首先得定位西方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她认为“从17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西方各种字母表音文字直接或间接被植入汉语意涵（表意与写意、概念与理念），纷纷升级而变为相对通用与知性的媒介工具，才胜任于表述或书写知识与学术、文学与审美、政治与法律等。”，依此时间线推之，西方真正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不会早于17世纪，是中国文学西传之后，西方从拙劣模仿起步，伴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国化”，逐渐发展起来的产物。正如爱默生所言：“（我们）所有的文学都是偷听来的，所有的艺术都是中国仿制品……”
西方文学的真正发展过程亦被称为“浪漫主义运动”，英国开辟最早，应该是在17世纪后期。法国直到1820年代才被卷入，而之前的百年则倾注于启蒙运动与政治运动（包括法国大革命），德国则始于19世纪初，俄罗斯文学是在1820年左右诞生的。美国文学则更晚。
英国在18世纪嫁接中国文学才奠基西方文学的“五朵金花”：经典版《荷马史诗》、 经典版“莎士比亚”、《莪相》、《英诗辑古》、《奥特兰多城堡》。这些作品之前或有粗鄙的口语版本，却都经历过重新经典化的过程，早期的版本便不复可寻。莎士比亚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罗兰·艾默里奇说：“莎士比亚是个杀人如麻的文盲戏子”，签名拼写错误、遗嘱请人代撰，但不妨碍英国在其死后的350年里，通过层累塑造、“经典化”将之打造为英国文学的偶像。
作者简介：范江南女史，湖南某中学中学教师，喜爱文学，师从诸玄识先生学习西方文学史，对西方文学伪史有较深入的研究。
6.经济学专题
梁小青：《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的经济学思考》
梁小青教授是经济学方向的专业人士，著有《东方经济学引论》专著。在首轮论文筛选时，因准备的时间较短，梁先生的文章内容与西史辨伪稍显偏离并没有直接入围，被置于备选。但他坚持“即便不演讲也要自费到太原现场来学习”，他积极修改、优化自己的PPT内容，融入更多的专业思考。在最后的时刻，组委会给他发了正式邀请函。没想到他现场效果出奇地好，他抑扬顿挫、掷地有声的表达赢得了场内听众数次自发的掌声。
他先从历史讲起：“十六到十八世纪，中华文化对欧洲社会曾有过深刻影响，先爆发了轰动欧洲思想界且持续百年的‘中国事件’”，后进入了西方文化史上著名的‘罗柯柯时代’，中国元素充斥在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以巴黎为甚。“王公贵族中间流行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宫廷舞会中以中国服装为时尚，连路易十四也在1667年一次盛大祭典中，化装为中国人出场。”然而，这一切都被当下主流的历史叙事所掩藏，“没有较强主动学习能力的专业人士也不一定了解”。
在经济学方面，“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撰写《国富论》的斯密则是魁奈的直接继承者。然而，魁奈的思想来自于孔子，被称为“欧洲的孔子”“面对此历史事实，西方社会为了一己之私，对自身经济思想源头进行了自我阉割，以漂白历史”。
梁教授总结道，这“掩藏”与“阉割”的原因，在于十八世纪中后期后西方打造“欧洲中心论”的政治正确，是“为了能够堂而皇之主宰世界……捏造的历史合法性”。
斯密只是魁奈的“粉丝”，“本要把《国富论》献给魁奈”，但后来斯密包装成了现代经济学奠基人。阉割的后果是“糟蹋了经济学这门学问”，“被庸俗异化为纯粹的数学应用甚至数字游戏”，而非“为人服务”。
最后，在西史辨伪、正本清源的基础之上，梁教授提出了构建“有人有文又有利”的东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一个基础，两类补充，三面旗帜，四大目的。
作者简介：梁小青，湖北汉川人，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1996），荆楚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2011），《中华梁氏古代谱牒》编委会主任；长期游走政产学研交叉地带，后潜心著书立说；著有《东方经济学引论》（中华文化书局2020年）等4部专著，合著或参编中华家文化图书8部。
7.论文串讲
裴峰串讲：论文精要（李兆良、陈鸿彝教授共6篇）
李兆良、陈鸿彝教授都是年过八旬的老学者，显然的原因，亲自参会都比较困难，但他们都对第三届论坛召开表示祝贺，授权了数篇论文或文稿供论坛选用。
李兆良教授的论文论坛虽说选讲了三篇，实际有四篇独立的文章，前两篇体例十分相近可视为一。总体而言，各篇主题逐步递进，自成一个完整的论证体系，综合的结论其实在末篇。
前两篇是通过目前最新的人工智能（ChatGPT）方法来测试希腊、拉丁数字的基本运算能力，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这些数字系统都“无法运算简单四则算术”，也“不能运算圆周”，故“认为几何学来自希腊人欧几里得是没有根据，不能成立的”。这两篇是两场实验，可用于辅证第三篇《中国算符是世界科技之源》，这是李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更深入、定性的探讨。他的结论是“世界通用算符源自中国，是所有科技的基础”，而将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是中国科技、文化通过“丝绸之路”西传时源流被混淆的“误称”，进一步溯源可发现：中国古代结绳记事是“世界算符之祖”。
前几篇论证的是有关数学基础这一关键“柱点”，末篇《文艺复兴欧洲“科学西学东渐说”质疑》则是对整个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科学西学东渐说”提出的质疑。除前面的算学外，论据还包括“印刷术输入前欧洲的识字率”，识字率低，教育不普及；“教堂图书馆里上锁的图书”，书籍限于宗教，流通受限；“1450年代开始的印刷术不足支持西学东渐”；“16世纪欧洲出版量和内容不能支持西学东渐”；“文艺复兴时代的出版业及社会环境都不支持西学东渐”；“天文学与历法”、“地图学与环球测绘”、“机械学”等都支持东学西渐而非相反。随之，李教授指出“伪造文献”可能是造成目前科学之源流混淆的一大原因，而伪造既包括西方，也可能包括中国明清两朝的某些大臣因传教士的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为特殊的目的故意混淆了文献的著作权，或“篡改文献，偷梁换柱”，以达到“制造机会接触和影响中国皇帝”的目的。
最后，李教授阐述了他“科学治史”的主张：“六百年的误史”，“与科学定律有冲突，违反常理的历史文献都是不成立的，应该根据科学数据彻底更正”，“要更正六百年来几十亿人的错误”，历史必须真实才有教育（与借鉴）意义。
论文作者简介：李兆良，美国郑和研究会会长，致力于研究郑和航海史，认为郑和首先发现美洲，著有《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等专著；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自2006年起，在美国、中国（包括香港、台湾）讲演多场，作为西史辨学者提出对西方历史的许多质疑，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陈鸿彝教授是编治安史教材的专家，83岁高龄，这里选取了他的三篇文章。第一篇《中华文明之史脉的精准表达》有“通史”的气势。他用五个时期来对“中华文明之史脉”进行粗分，依远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的顺序对各时代人文历史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概括。最后总结道：
历史证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创世、创业的主角，从不屈服于任何异己力量……中国人的一切衣食住行、生养繁衍的需要，都是依靠自己的智能和辛劳争来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依附、乞讨、退避的表现，从来没有自戕、自罪、自贬的意识，更不欣赏抢掠、霸占、欺诈、屠戮的行径。以这种开辟精神、自强精神灌注的中华文明，自然是光耀千秋的;而任何背离上述史脉的表达，都应该被摒弃。
第二篇《民族国家论炮制了分裂局面，理应终结》，陈教授谈到一个时下容易混淆也容易争议的概念“民族国家论”。他认为“中国从来就是‘领土国家’”、文化国家，而非血统论的“民族国家”。“整整一套‘二十四史’就是这么做的，它的道统/法统/文统是高度一致的，突破了狭隘的血统论”。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产生于13-15世纪，为了脱离教廷的控制，需要塑造”国家”理念去求得各自的发展，这就必需在行政、经济、文化、宗教管理方面，冲破“罗马教廷”意识形态，突出当地利益、强调“民族文化”，其时的“政教分离”，“民族国家”的行动口号，促使了罗马教廷神权统治的崩坍。这都是西欧历史生态下的必然产物，是一种治统落后的概念。
“民族国家”的概念让欧洲难以统一，也经常被西方列强用来鼓动“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南斯拉夫与苏联的解体即是显例。历史上日寇也曾尝试对中国进行“六块”裂解，李登辉之“七块论”，“藏独”、“疆独”正是此概念的“翻版与延伸”。
陈教授的第三篇是《从马嘎尔尼来华说开去》，这是一篇与西史辨伪主题更近的论文。陈教授首先否定了明清“闭关锁国”成说。“马嘎尔尼来华的前前后后：恰恰是中欧、中英贸易空前兴旺的季节”；所谓的“封闭”，盖因西方海盗与倭寇一起，在东南沿海扰民滋事，清政府便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取消了其他口岸。1760年乾隆颁布《限夷五事》，禁止夷商任意居住、禁止与华商私下往来——这是主权国家的正当举措，却遭到所有西洋商团的同声诋毁。西方史家以此为据，编制“中国封闭史”来欺世惑众。回到马嘎尔尼来华，乾隆帝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欧人没有与中国作“平等贸易”的产能。其实质目的，是为了改善中英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为了更自由地贩毒与传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陷阱，并非“第一次与西方接轨的大好机遇”。
论文作者简介：陈鸿彝，教授，先后执教于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文学系。曾担任文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学报主编等职。创议开设了《中国治安史》课程，编写了相应教材，出版著作有《潇洒人生——世说新语撷趣》 、《魏晋南北期文》、《中华交通史话》、《中华法治史话》、《中国古代治安简史》、《古籍典故》、《古籍收藏与鉴赏》等，主编了《中国治安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等。发表论文百多篇，现致力于中华法治史的研究。
主播串讲：论文精要（赵华、陈大漓、王春艳、卓尚栋、杨志宏共5篇）
1.赵华《子虚乌有的古希腊精神突破“轴心时代”》
2.陈大漓《〈亚里士多德全集〉诞生记》
3.王春艳《〈西儒耳目资〉的几个疑点》
4.卓尚栋《从〈摩诃婆罗多〉看文化的抄袭、改造与掩盖》
5.杨志宏《中华法系的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生——从中华法系元规则的角度审视全球化规则重组》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最后一篇。这是在论坛举办过程中，经线上学者大量反馈，特别补充的一篇有关法治、法系的文章。相关领域的辨伪文章目前尚不多见。
主播简介：嘎嘎，抖音西史辨伪专题影响力主播之一。
8.辨伪综论
高寒：《中国的大时代即将到来，探索和构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刻不容缓》
作为西史辨伪的元老之一，高寒先生的网名“倚天立”其实比本名更觉如雷贯耳。18年4月，在天涯论坛，他以一篇数万字的雄文《地中海的海市蜃楼——对胡夫金字塔、亚历山大港和罗塞塔石碑的质疑》，为西史辨的实证阶段埋下了一方坚实的基石。本届论题实际节选自他的一篇旧作，应当前形势稍有修改。原文写于2019年首届西史辨论坛之后，题为《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国家意识形态的衰落甚至解体》，首发在爱传统网。（链接：https://www.ict88.com/page/view-post?id=292）
本题是按三部分来规划的，第一节，批判西方伪史，打赢文化战争，就是为了探索和构建崭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第二节，近代中国的衰落，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衰落。第三节，当今中国如何建立起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由于时间的关系，现场仅讲了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衰落，到底是因什么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吸引力也极具探讨价值的问题。
高寒先生贯穿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通过对汉朝、唐朝、宋朝几个朝代的对比分析，抽丝剥茧，提出了中国文化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儒学道统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解体。
具体而言，唐朝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儒家道统在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中枢领导作用，更没有依靠儒家与汉人来充任多民族社会的骨干与框架……异族文化兴盛，宗教势力蔓延，儒家道统式微，整个社会便渐渐失去了凝聚所有民族的核心意识形态……蜂拥而来的各种外来宗教，实际上已经冲垮了汉武帝建立起来的儒家的绝对统治地位，也就是摧毁了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精神信仰体系”，所以，汉朝“独以强亡”而唐朝“盛极而衰”，背后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同样，明朝的灭亡，也是统治者在外来思想文化上过度放纵，任凭意大利耶稣会在“自己的文化体内恣意破坏”，作者认为，“对于外来文化有组织的入侵，中华文明历来缺乏统一有效的抵抗力，这种缺陷一直延续到了现代”。
面对沉痛的历史教训，高寒先生进一步总结道：“中华文明可以仁慈、博大、包容，但绝不能开门揖盗、自掘坟墓！”
对于当下之西史辨伪学术运动，高寒先生认为其本质“是一场抗拒精神殖民的文化反击战”，是国人在保卫自己文明上的一次伟大的觉醒，西史辨友是“中华文明1400年来的第一批‘文化边防军’”。
作者简介：高寒，籍贯四川，网名“倚天立”，发表西史辨研究文章多篇，受到西史辨学界广泛关注。
丁哥：《我与西史辨伪》
丁哥是抖音短视频作者，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宣传西史辨伪，当然也兼有对中华古史尤其是上古史的正向宣传，目前在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拥有58.4万粉丝，视频全网播放量已经达到1个亿，目前发布了西史辨伪相关短视频约300个。
丁哥在论题中系统讲述了他从一个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到西史辨伪专业博主的心路历程。起步就在西史辨伪首届论坛之后，缘起就在于网路充斥了“极力吹捧西方四古，给中国古史各种质疑和打压。没有夏朝，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技术，中华文明必须是西来的，儒道释都是封建糟粕“的声音让他想要站出来为中华文明辩护，但直面着对西方近乎“宗教信仰般迷信”的反方，他不得不开始开始辨析西史，最后拿起西史辨伪的武器。
讲述中感人至深的是丁哥作为一个西史辨者的自我剖析，下面原文不动地放两段：
“我今天42岁，在单位早早就获得了中学教师的高级职称……我原本处在一个可以躺平直至退休的阶段，我的人生可能起不了太大的波澜。但是，从进入西史辨伪以来，我的人生改变了，转向了不断内卷的人生，也转向了更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生轨迹”。
“西史辨伪为我提供了新的人生奋斗方向，而我也会为西史辨伪的未来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不仅仅是为了成就自己，更是为了西史辨伪的现实意义。西史辨伪史运动可以说是当前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是为了破除近两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重塑华夏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和文化的解释权，我个人认为在未来他的现实意义可能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能够参与到西史辨伪，就是亲手推动了一场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变革，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也是无比自豪的事情”。
作者简介：丁哥，中学教师，抖音西史辨伪专题影响力博主。
李云峰：《研究西方伪史工作中要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李云峰先生在发言中对西史辨伪研究中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牵强附会的情况进行了警醒，他总结出了以下七点：
一.批判西方伪史不能彻底否定西方现代文明的觉醒、创造性及对当代文明的贡献，批判的是西方中心论对其它文明的歧视与抹杀；
二.批判西方伪史是对西方文明基因缺陷的医治，是治病救人不是一棍子打死。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结合现实，指出西方伪史的病根及其导致今天人类危机的破坏性。
三.批判西方伪史应杜绝用中国信史为西方伪史作背书，如埃夏一体论、苏美尔人中国论、亚历山大是秦王等等。
四.批判西方伪史不能动辄断言一切来源于中国，如英语来源、科技来源，西文字母、数字来源于中国等等，立论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许多内容应当是文明交流、吸收、融合再创新的结果，有关联性是必然的。
五.批判西方伪史要注意把来华传教士作具体区分，因时因地进行研究，不同时代的传教士扮演的历史角色有所不同。
六.西方辨伪是一场人类文明的思想解放运动，要获得成功，必然要发动群众。
七.批判西方伪史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复古主义，现代西方不同于历史的西方、同样未来的中国也不是全盘复古的中国。应该追求的结果应该是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果，是融会贯通后新文明的诞生。
学者简介：李云峰，西史辨同仁，民建中央信息技术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数字经济专委会执行理事长。
裴峰（非子）：《西史辨伪综述》
本题缘于西史辨在上月刚接受过俄罗斯国家台（VGTRK）采访的一些内容准备，主要涵盖以下方面：1.背景历程2.基本方法3.主要发现4.成果产出5.双重意义6.跨国寄语。
非子将西史辨的研究历程分期为：酝酿期、怀疑期、考证期、实证期四个阶段。西史辨既顺应了国际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学说思潮对西方殖民历史反思、对西方中心论的揭露，更是中国的信史传统对百年来西方史如潮水般地自由输入的一种“回归和要求”。
由于在第一线负责接洽，非子先生将西史辨的当前热态总结了12点，表征了西史辨及论坛为社会所瞩目的现状。在接下来的“宗旨与方法”中，非子先生特别强调了几个关键词“规律与逻辑”“历史大轮廓”及“中国史料”在世界史研究中特有的作用。在“成果产出”中，西史辨已经确证定性了“伪古希腊”“伪古罗马”“伪基督教史”“伪科技史”，否定各种“西来说”，主张 “东亚（中国）起源论”。
在西史辨的“双重意义”方面，非子先生进一步综合为两点：1.破除西方中心论，走出精神的后殖民时代之需要。2.创建“世界信史”，厘定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需要。
在跨国寄语环节，非子先生指出：由于古丝绸的联系及历史上匈奴、突厥、阿拉伯、蒙古等西去或西征的影响，东西方中间地带，与华夏在文化及血统上有更近的亲缘关系，而当下皆受西方中心论的迷惑与压制，应当联合起来，破除西方伪史、终结西方中心主义，解决当下各自之内部问题及未来的世界问题。
专题时间有限，欲跟踪裴峰（非子）先生对西史辨伪的最新研究，推荐阅读其著作《大回环》系列第四卷《破解古希腊、还原古罗马——基督教伪史考、景教源流及耶稣诞辰辨正》。
作者简介：裴峰（非子），北京学者，著有西史辨《大回环》系列四卷，西史辨伪论坛发起人之一。合著论文集《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西史辨论坛官网——“西史辨伪公众号”编审，西史辨专网——爱传统网主编。
四、河清新书首发式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河清教授闭关4年的潜心之作——《言不必称希腊》《光从中华来》——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问世，在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论坛”上举行首发式。
中国自古以来有左图右史的史学传统，河清教授发扬这种传统，将其应用于西史辨伪学术研究中，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将西方人伪造历史的经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揭露，同时彰显出被西方中心论遮蔽的中华文化的光辉！
河清教授介绍：《言不必称希腊》通过大量图片“以图证史”，对19世纪以来形成的西方文明史提出全面系统的质疑。作者认为，西方学界长期不断、成体系地历史造假、考古造假和文物造假，虚构古希腊、古埃及、古两河流域及古印度文明，将这三条河的文明推到比中华文明更古老的地位，同时在美洲也布置“古代文明”迷魂阵，目的就是贬低、矮化中华文明的历史，可谓“历史的阴谋”。
现今教科书中的世界文明史，完全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充满了虚构与伪造。西方伪史处心积虑地遮蔽中华文明的光辉，造成现代中国人深度文化自卑，阻碍中华民族实现文化复兴，对此本书进行了彻底的揭露。
《光从中华来》论证了中华文明西传波斯、阿拉伯，最终传至西方，催生了西方现代文明。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真正古老的文明，长期在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中华文明不仅贡献了四大发明，还在钢铁冶炼、陶瓷、医药、天文数学、器物、艺术和文化思想等方面，全面影响了欧洲。西方文明则是在13世纪蒙古人西征欧洲，尤其是16世纪中欧海路开通后，吸收中华文明的滋养快速崛起，科学技术后来居上。所以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不只是运送丝绸、茶叶、瓷器等日常用品，而是一条文明传播之路。本书的结论：光从中华来，天不生华夏，世界如长夜！
董并生对河清教授新书与山西的缘分进行了如下说明：
与河清教授新书在太原首发相同，2017年诸玄识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的新书首发式，作为拙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的姊妹篇也在太原举行，诸书与拙著均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河清为诸玄识新书写了序言——“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时任山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姚军先生说，我们为西史辨伪的学术活动提供一个平台，相信真理会愈辨愈明。时隔六年两次西史辨伪经典著作的首发式，都得到山西大有堂的赞助。
山西是西方伪史污染的重灾区。此地古称冀州、表里山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欧洲传教士明末进入中国，几乎在第一时间（万历年间）就在这个尧、舜、禹活动的核心地区建起了天主教堂，将山西当做重点传教区，意在获取文明祖地的“基因”信息。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其目的多了一层推行西方中心论的意味。“要消灭一个民族，就要消除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西方传教士否定和贬低中国文化时遇到抵抗，于是就在中国人中间寻找代理人，让这些代理人去极力诋毁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达到消灭中国文化的目的。”[4]在西方势力大肆渗透的背景下，清代阎若璩（山西太原人）《尚书古文疏证》对儒学经典“古文《尚书》”提出全面怀疑；进入民国时期，卫聚贤（山西运城人，中国考古学创始人之一）主编《古史研究》、多方质疑中国古史，其中第二集收入德国人孔拉第，日本人藤田丰八、小川琢治等所写的文章，说明疑古派与境外学术势力关系密切。近年又有山西学者出头，割裂道术、冒充经学、鱼目混珠，称孔子是“丧家狗、中国的唐吉坷德”，这种诋毁中国文化、推崇西方中心论的学术阴云依然笼罩在文明祖地的上空经久不散……
为了实现“正本清源、重返中国”的目地，从山西发端开始质疑西方伪史，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由于山西既是文明祖地之一，又是西方传教士实地踏查、酝酿窃取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地带；解铃还是系铃人，故而从山西开始发起对西方伪史的质疑顺理成章。令人难忘的是，山西著名学者、思想家林鹏先生在世时，对西史辨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对质疑西方伪史的事业寄予厚望。值得期待的是，河清教授的这两部大作——《言不必称希腊》《光从中华来》在文明祖地山西进行首发，一定会对西史辨伪与中国文化复兴起到推动作用，让西方中心论从此走下神坛！
五、闭幕致辞：赵驰《质疑伪历史，弘扬真文明——仁者无敌的真谛》
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闭幕致辞
首先对大家表示问候，向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论坛的与会嘉宾与学者致意，对大家的积极参与、深入探讨与热烈发言，在诸多议题中，畅所欲言，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分享给论坛全体及广大观看论坛直播的西史辨关注者与支持者，表示感谢！
论坛主题是西史辨伪与文化复兴，就是要分辨“真假文明”；环视全球，慎终追远，必须寻找“真文明”根之所在；本届论坛在山西举行，有利于分辨“真假文明”。
第一，山西是出圣人的地方。古代圣王尧、舜、禹活动中心在山西，孔子继承了尧、舜、禹以来的“斯文”传统。
孔子一生事业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尧为文祖（斯文传统之鼻祖），《尚书》开篇为《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说的是农业社会对天文历法的运用。“祖述尧舜”为学统（道统），“宪章文武”为王道政统。政统为“圣王”的事业，孔子欲“为东周”，周游列国不得志，最后感叹道：“甚矣吾衰矣，久已不复梦见周公。”而其“祖述尧舜”的事业，最终成就了千秋万代的文化传统（道统），故后世尊孔子为“素王”（无位之王）。
宋词“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说的正是山西。尧都晋阳、迁于平阳；舜耕历山；大禹治水始于冀州（山西），“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尚书•禹贡》），即以太原盆地为中心。太原盆地北部有大禹治水地名系舟山流传至今。大禹治水应当是世界上最早的洪水传说，系舟山所系之舟，应当就是诺亚方舟故事的原型。今日亚美尼亚、土耳其边境的巴拉腊山地处中亚腹地，常年少雨，哪里来的天下洪水？
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尧寓村 尧王故里 唐尧寓处碑（东晋永和二年）
山西不仅是孔子“祖述尧舜”学术传统的精神故乡，还是孔子的祖籍所在地。
《春秋左传》为何以鲁隐公元年开篇？此处有“春秋大义”存焉。《左传》开篇第一句写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历代注疏家都没有注意到这段话的春秋大义。
原来孔子并不是鲁国人。鲁国为周公旦的封国，为周文王的嫡亲；而宋国为殷商后裔，西周时殷商遗族被分封到宋国，孔子是宋国人。殷商为周所灭，宋国作为殷商遗民对此不能释怀。隐公元年，宋武公的女儿仲子嫁入鲁国，孔子将其视为泯灭恩仇两姓和解之举，因此将其放在《春秋左传》的开篇，以此作为春秋新纪元，借以表达一种天下主义的情怀。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史记•孔子世家》），商王帝乙（第二十九位君王）有三子，长子名启，次子名衍，三子名辛。帝乙之后三子辛即位，史称商纣王。启离开京师朝歌（今河南淇县）来到自己的封地建立微子国（今潞城微子镇一带）。周灭商后，周以微子统率殷族封于宋（国都在今河南商丘）称宋公。孔子为微子之苗裔，因而可以说孔子祖籍是山西潞城。
孔子讲学不用鲁国方言，用的是“雅言”；雅者夏也，古华夏族在山西，“雅言”就是“夏言”（山西话），为上古华夏的普通话（通用语言）的原型。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尔雅》是全世界第一部词典，古文字学家都知道“尔”者近也，“雅”者夏也，但很少有人揭示“尔雅”两字合起来是什么意思。林鹏先生曾说，“雅”为夏、“尔”为近，“近夏”就是以夏言（上古山西话）——书写经典所使用的语言——为标准，《尔雅•释古篇》就是厘定今古发音，《尔雅•释言篇》就是雅言定义方言，“尔雅”两字的含义为以雅言（夏言）为标准，统一、规范古今语言与四方方言。“《书》曰圣作则”（《春秋左传•昭公六年》），孔子编定六经意味着为雅言（古汉语）奠定了基础，正是圣人的事业。
山西又是儒家经典《五经》被传承下来的第一现场。子夏在西河（今山西汾阳的“子夏岩”）讲学、传授《五经》。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君子儒以教育帝王将相为务，小人儒以教化民众为业；子游在武城施行礼乐之治，孔子感叹道：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所行即小人儒。子夏教授《五经》培养出数代政治家，造就了战国初年魏国的强盛。子夏再传弟子的旁听生荀况（山西安泽人），学习了儒学，将儒学引向法家；荀况的两位弟子李斯与韩非，造就了秦国一统天下之功。之前秦国有商鞅变法，商鞅即卫鞅，到秦国之前曾在魏国为官，也是学承子夏一系。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复制中国历史编造西方伪史，所参照的是由子夏一系在山西西河（汾阳）地界传承下来的儒家经典——《五经》。以《易经》为参照，伏羲画卦，于是推崇伏羲；以《尚书》为依据，《尚书》开篇为《尧典》，于是推崇尧帝。另外还参考了《史记》，《史记•五帝本纪》首卷为《黄帝本纪》，于是推崇黄帝。司马迁是黄河北岸龙门人（一说为山西河津人），龙门古代也属山西；司马迁所受《易经》的学术传统，也来自子夏一系。17世纪西方传教士编创世界历史的起点正是以伏羲、尧帝、黄帝为年代参照基准的。
孔子是“文圣人”，“武圣人”是关羽，关公的老家在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而关公老家解州的关帝庙是世界上最大的关帝庙。此外，山西还有“乐圣”师旷（晋国乐师，山西洪洞人）、“情圣”元好问（金代文学家，山西忻州人）。（元好问词《摸鱼儿》：“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
其次，我们看山西在武功方面的千秋业绩及其对中华民族统一的巨大贡献。如汉代名将霍去病（山西临汾人），十七岁初次征战即率领800骁骑深入敌境数百里，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两次河西之战，霍去病大破匈奴，俘获匈奴祭天金人，直取祁连；漠北之战，封狼居胥，饮马瀚海,勒石燕然。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创造了条件。[5]
唐代名将薛仁贵（山西河津人），为唐太宗的江山社稷征战数十年，创造了“三箭定天山”、“脱帽退万敌”的显赫功勋，从而为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的设立扫清障碍，打通了通往中亚、西亚乃至远西的通道。
北宋大将狄青（1008-1057年）（山西汾阳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夏国。狄青任延州指挥使，在战斗中，多次充当先锋，夺关斩将，克敌制胜。在四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二十五次战役，冲锋陷阵，战功累累，使得西北边疆得以安宁。
以上列举各朝山西出身名将数例，都为确保古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之路的安全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这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西北边防，发展中西交通，促进西域与中原乃至对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
另外，闻名世界的四大游记：法显的《佛国记》（东晋）、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唐代）、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行记》（元代），其中法显（山西长治襄垣人）从山西出发，十五年间陆去海还、往返印度；而玄奘、圆仁、马可•波罗则都在世界大旅行家的必经之地——山西太原（古代中外交通中心）——留下了珍贵的记录。这可以说明文明祖地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太行八陉是穿越“天下屋脊”连通山西高原和河北平原的天然咽喉通道。春秋战国、三家分晋时这里便是千年鏖战的古战场；唐代、五代乃至李自成进京，都是从山西出发，逐鹿中原，取得天下；到了现代也不例外，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设在山西（武乡），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更名解放军，从山西整编出发，解放全中国……
第三，我们看山西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文明的贡献。神农炎帝（山西高平）发明农业，教人稼穑，凿地为井，滋养文明。
衣：山西是中国丝绸的发源地。养蚕织丝的鼻祖——嫘祖，是炎帝部落后裔西陵氏的女儿，黄帝的元妃；西陵即今夏县尉郭乡西阴村。《淮南王蚕经》载：“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盖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和嫘祖有很深的渊源。高平出产的潞绸，属中国三大名绸之一，与杭缎、蜀锦齐名，而历史最为悠久。炎帝农耕时期，高平就已经开创了栽桑养蚕的历史；从隋朝起，潞绸已成为山西州府向朝廷进贡的主要物品；据《山西通志》，早在盛唐时期，山西的丝与绸就已在“丝绸之路”通行。中国第一次田野考古1926年由李济和袁复礼主持发掘，在山西运城夏县尉郭乡西阴村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养蚕遗址——新石器时代西阴村遗址，印证了山西“嫘祖始蚕”的传说。此即为中国衣冠文明的开端。
食：西方19世纪开始流行古希腊盗火神话，说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处偷出火种点亮黑暗的世间，为人类带来光明，结果自身遭到严厉惩罚。对照中国的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惠及人类；而中国实际开始用火的时代，可以上溯到两百万年以前。证据是山西运城西侯度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的人类用火遗迹，距今243万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火的使用”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一项关键的技术进步；西侯度用火遗址比恩格斯当年推测人类开始用火时间早了不下两百万年。从此人类可以摆脱茹毛饮血，吃到熟食，加速人类自身的进化过程。农业社会，食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山西运城有一座面积约132平方公里盐池，这为农业文明提供了必要的的战略支撑；晋城是中国重要的冶铁之乡，也是中国最早生产铁器的地区之一。[6]上述两项盐与铁，古代对于国家经济十分重要，汉代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就叫《盐铁论》。基于冶铁工业，山西的铁锅非常有名，烹煮炸炒都离不开它。山西又是茶叶的发祥地，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现今在太行山、中条山一带还有千年以上盘根错节的木本古茶树，每年仍可采摘，制作成名贵古茶。山西的酒也源远流长，文明祖地陶寺遗址就发现有储酒容器，《北齐书》记载的“汾清”，为现代白酒的直系远祖；“诗圣”李白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将进酒》就是在山西写下的名作；值得一提的是，发酵技术也源自山西，酱、醋、酒等都离不开发酵技术，山西的发酵技术在世界上地位举足轻重；醋古称醯，又称酢。《周礼》有“醯人掌共醯物”的记载，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已有酿造食醋。晋阳（今太原）是中国食醋的发源地，史称公元前八世纪晋阳已有醋坊，春秋时期已遍布城乡，至北魏时《齐民要术》共记述了二十二种制醋方法。当时，制醋、食醋已成为山西人生活中的一大话题。山西民间流传“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的说法，可见食醋对于人体的健康有着极高的价值。
住：山西被称为古建筑博物馆，现存数量之多、时代之早、样式之丰富，为中国之最，也是世界之最。现存元朝以前的古建筑占全国同期古建筑的70%以上；唐代的古建筑全国仅存四座，都在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佛殿（782年重建）、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857年始建）、芮城广仁王庙（831年始建，现存唯一的唐代木构道教建筑）、平顺县孤山天台庵（907年始建）。现存唯一的五代时古建筑——镇国寺（山西平遥，北汉皇家寺院），北宋时期有晋祠圣母殿（984年创建），辽代应县木塔，金代道教太符观（汾阳）等闻名遐迩，另有更多的元、明、清古建，不在话下；山西古代建筑源远流长，《左传》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其意虽借指人才，本意亦指“杞梓”木材，其时楚国多有大树，被运往晋国建造宫殿。历史上著名的城池如春秋末董安于所建的晋阳城，到了唐代为三都之一“北都”，被称为“天下精兵处”；另外还有形式各异的山西民居，如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等，平遥古城日升昌票号汇兑天下……
行：首先，黄帝在山西发明了指南车。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是上古最重要的战争，[7] 参战方为黄帝、炎帝与蚩尤。黄帝在轩辕之墟（河南新郑），炎帝在晋城高平[8] ，蚩尤在运城解州。阪泉之野在冀州（山西古称），运城解州镇春秋晋国时称解梁，汉代设置解县，《解县志》载：解梁古时曾称作涿鹿。蚩尤与黄帝涿鹿之战要点有二，一是盐池，二是人造大雾，硝池的硝可以被用来制作火药，人造烟雾就是火药的早期应用。涿鹿之战不是争夺土地，是争夺农业社会的战略物资——食盐。在与蚩尤争夺对盐池控制权的战争中，为了克服蚩尤放出的人造烟雾，黄帝发明了指南车，得以战胜蚩尤，并在盐池附近肢解了蚩尤，故当地地名被称为“解（hài）州”（音“害”，即蚩尤遇害被肢解之意）。其次，从西周到战国时代，山西出土大批车马坑。位于山西临汾曲沃的晋国博物馆，建立在晋侯墓地群之上，这里有九座晋侯墓，十个陪葬车马坑，其中博物馆中1号车马坑展出的是晋献侯车马坑，坑内有大批真车马殉葬，其规模及车马数量、保存之完好，为西周时期所仅见；又如近年在山西太原发现的赵卿墓葬中，发掘出春秋晚期大型车马坑，都是世界罕见的古代车马实物，显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战争及交通装备水平。另外，当时的驾驭水平也不一般。例如驭车高手——造父；周穆王不远万里奔赴瑶池宴去见西王母，就是由赵国先祖造父驾车出行，直抵昆仑丘的。《古本竹书纪年》：“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八月，迁戎于太原。”而西王母的故事，在安息之西数千里的条支国有传闻（《史记•大宛列传》）。因在周穆王与徐偃王的大战中驾驭有功，周穆王遂赐造父以赵城（今山西洪洞），赵氏由此得姓，也即晋国大夫赵家的由来。由此，中华民族开枝散叶，并将文明传遍世界。上述内容说明了山西从上古开始在“行”的方面所取得的文明成就。
以上，衣食住行属于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方面略举数端：文明最重要的标志是文字，汉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而伏羲画卦（洪洞卦地）[9] ，仓颉造字（高平郎公山）[10] 为汉字的发端，其遗迹就在山西；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如伏羲女娲造人（山西吉县人祖山）、神农尝百草（长治百谷山）、女娲补天（山西垣曲、阳城交界）、共工不周山（长治长子）、后羿射日（长治屯留）、精卫填海（长治长子）、愚公移山（太行王屋山）、姑射仙女（临汾姑射山）等，都在山西留下大量遗迹、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另外，山西还是佛教与道教的重要传播地带，留下了珍贵的文化建筑与宗教遗迹。例如五台山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云冈石窟天下驰名，天龙山石窟精美绝伦，撰《佛国记》的山西僧人法显为历代西行记的鼻祖。再如道教的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山西阳城）；道教的全真道派占道教世界的八成，其祖师王重阳为吕洞宾的弟子，吕洞宾则是山西芮城人；芮城永乐宫壁画为全国最珍贵的道教壁画，太原天龙山附近还有中国最早的道教石窟——龙山石窟。山西又是音乐的故乡，礼乐制度的滥觞于兹（陶寺遗址），鼓、罄起源于兹，西周晋侯苏编钟（铁器刻符）显示出制作工艺及工具水平的高度；山西（晋国）铸造刑鼎（纪元前513年），为最早法律文书化改革、世界成文法的滥觞……
概而言之，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大河边地不产生文明；文明必然出现在大河支流的台地上。汾河及其周边台地、山间盆地正符合这种条件；这里是《诗经》里的《唐风》，《尚书》中的《尧典》，《禹贡》中的冀州等早期中国经典所指向的中心地标。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得天独厚，非常适合农业耕作。这里左黄河，右太行，中条居间，表里山河，文明遗迹应有尽有，文明祖地名副其实。
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奇妙；了解了以上山西“真文明”的实相，再回过头来看西方人在十九世纪前后所建立起来的所谓“古典文明”与“古老文明”的概念标本，孰真孰假已无须多辨，一望可知。
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华文明的光辉受到了来自西方中心论及其东方主义阴云的遮蔽。西史辨运动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来之不易。在当今大争之世，要注意斗争策略。西史辨同仁需要注意自己的用语与情绪，中国文化与人为善，要以“善意为出发点”，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没有任何受众愿意在你情绪激动、甚至指着脑袋的方式去接受传递过来的知识；也不宜将西史辨伪的成果描述为“子弹、火药”，而要像老师、家长、长辈一样心平气和地告知对方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出于伪造。这样才可能传达中国文化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斗争艺术。
仁者无敌的理念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仁者无敌”语出《孟子》，“仁者”是儒学概念，“仁者无敌”并非“百战百胜”或者“战无不胜”的意思，“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战国策•齐策二》），“战无不胜”其实是霸道的理念。“秦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也。”（《战国策•秦策二》）然而，正是这个战无不胜的秦帝国，崩溃起来，就是一瞬间的事。“仁者无敌”是说“仁者”根本没有敌人，或者毋宁说“仁者”根本就不树敌，而是“近者悦，远着来”（《论语•子路》），以德服人，化被天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
最后，我觉得本届大会择时不尽理想，大雪封路、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让参会嘉宾、学者们饱尝了“行路难”的滋味；但也有好的一面，让大家在太原领略到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瑞雪景象。毛泽东这首词——“沁园春•雪”，与此时西史辨论坛的景象是如此贴合。搞西史辨伪研究、宣传文化自信一定要多来山西，因“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只有到山西来，才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总而言之，在山西能看到更多的文明真迹，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在山西能找到更多中华文明人文典藏故地、故事，这无疑有助于唤醒人们抵制假文明，弘扬真文明的自觉行动。最后，我诚挚吁请下届乃至下下届西史辨论坛仍然来太原举办！
致辞人简介：赵驰，山西学者，文化企业家、本届论坛的召集人之一，以及第二、第三届论坛及诸玄识新书首发仪式赞助人。
六、文明寻根，以史为鉴——参观山西博物院
本届论坛部分参会学者、嘉宾，在赵驰先生的盛情邀请下，会后一起参观了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双林寺（国宝级佛教彩塑群雕）、镇国寺（五代北汉皇家寺院）、山西博物院、山西青铜博物馆等古建筑、古文明展。通过与这些文化遗产近距离接触，大家对文明祖地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与深切的体会。
举例来说，山西博物院“文明摇篮”展出的人类最早的文明遗址——陶寺遗址——尧唐故都出土的“文”字彩陶、天文台遗迹、土鼓乐器等珍稀文物，证明中国为世界天文学的发源地，礼乐之制滥觞于兹；该展厅还陈列有243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用火遗址——西侯度遗址的文物珍品以及下川遗址等众多展品。山西省是已发现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多的省份，300多处遗址中，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存都很丰富，自成序列。表明旧石器时代在山西境内的古人类活动连绵不断；例如现代人前身的丁村遗址群，为距今介于20万到2万年之间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套文化层。新石器时代有“仰韶文化”晋南的东庄村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和晋北的后岗类型；东下冯夏代遗址等遍布山西各地。从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到文明初现的陶寺遗址以及夏代东下冯遗址等，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商周文化遗址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春秋战国以降不在话下。考古学研究成果充分证明，在华夏大地上人类活动从未间断，这些文明古迹默默地对“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行着无声的驳斥。孔子曰“天何言哉”！
通过这次参观，大家感慨良多；不由得回忆起上一届论坛时，论坛学者嘉宾们也是在赵驰先生的安排下去了晋祠（中国最早的皇家园林）、窦大夫祠（晋国大夫窦犨千年神祠）、土堂大佛净因寺（始建于金代）等名胜古迹进行参观学习，并有幸得到赵驰先生亲自讲解，使大家加深了对山西文明祖地的了解。赵驰先生表示，下届论坛考虑安排学者嘉宾们到陶寺遗址、洪洞大槐树、广胜寺、运城盐池等名胜地，继续展开文化寻根之旅。如此成例相沿，不断去探访更多文明遗迹，将寻根溯源引向深入！
须要指出的是，在本届西史辨论坛（2023年末）举办恰好一百年前（1923年末），历史学者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12至16期连载发表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标志着古史辨派“层累说”的正式确立。古史辨派的出现并非中国学术界的孤立事件。事实上，来华传教士从19世纪初[11] 、甚至更早在传教士袭取中国历史年代编造世界伪史时就开始提出对中国古史年代的怀疑，这是一种“盗憎主人”的心理表现。百年前在国家危亡之际出现古史辨派，不可能不受到西方传教士两、三百年以来污名化中国古史言行的影响。从此，中国的学术界落入了怀疑中国古史、在文化上自我矮化的东方主义陷阱，不啻于将历史文化话语权拱手让给殖民主义势力。古史辨打着学术的旗号，疑古只疑中国、不疑西方，只对拥有真正历史的中国真史进行质疑，却对伪造历史的西方伪史熟视无睹，是殖民主义的学术圈套高明、还是中国学者智力低下？百年间竟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历史学双重标准视而不见！
十余年前发端的“西史辨运动”反其道而行之，专门针对伪造西方历史的事实进行揭露，一经展开便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高屋建瓴、摧枯拉朽。西史辨运动从萌芽到今天第三届论坛在太原举办，已经越来越受到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用百年时间建立起来质疑中国历史的古史辨大厦，经过西史辨十年磨一剑，已呈风雨飘摇、分崩离析之势。
正如本届论坛嘉宾田辰山教授在致辞中所讲的那样，“西史辨伪是一个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大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要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与道路，才能克服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才得以继续存活与健康延续下去。”西史辨应该坚持下去，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以期彻底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使学术研究真正回归到中国文化大道上来。
☆ ☆ ☆ ☆ ☆
[1] 2020年西史辨运动得到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东方学研究中心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高度推崇，称西史辨“疑西思潮”为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四次争论的最新历史进展，“成为中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构件”，这种“疑西思潮”代表了现代中国中西文化论战的新方向。详见王向远《从东方学史看百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四次争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3）的阶段性成果），载《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四期，第56-58页。
[2] 关于欧洲中世纪的食人之风，可参看[法]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10月，上册136-142页；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514页。
[3] [法]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10月，下册，第487页。
[4] 董并生《仁者无敌——二十世纪全盘西化的颠覆 —— 林鹏《平旦札》读后》，载《名作欣赏》2013年〈诗书画印林鹏专号〉，署名朝千里。
[5]“都护”对大宛以东、乌孙以南的三十多个国家实施行政管理，各国“自译长、域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确认为汉朝的官员。
[6] 2008年12月在山西晋城陵川县平城镇发现了面积50万平方米的冶铁坩埚及废渣遗址；2022年对保存完好的东周两汉时期李家庄冶炼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遗址南北长1279米，东西宽190米，面积约23.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型冶铁遗址。
[7] 《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8] 湖南的炎帝陵晚出，长江流域的开发在南北朝之后。
[9] 山西省洪洞县淹底乡卦地村有画卦台、伏羲庙，相传是伏羲画卦的地方，因而叫卦地。据光绪版《山西通志》载：“旧通志，洪洞县伏羲庙在县东南五十里，庙东有台，相传伏羲画卦处。”
[10] 晋城市距高平永禄乡郎公山约50公里，郎公山顶部原建有仓颉大殿，遗址中残碑有金泰和三年（1203）字样，另一块为明成化六年《重修朗翁庙记》云：“朗翁，古苍颉也。”
[11] 19世纪初较早出现质疑中国上古史的作品，是荷兰学者德胜（Isaac Titsingh）在1805年完成的一篇题为《基于日本人观点的中国年代学评论》的文章；之后，在传教士之间出现大量污名化中国古史的讨论。详见吴义雄《十九世纪前期西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研讨与认识》，载《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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