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拄着拐棍、满头白发的小老头，走了，那么突然，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20年前，刚刚工作的我，要写一篇关于文物保护的稿件，找到了张先生的办公电话。“您好，我找张忠培院长。”电话那头，口音很重，却也基本能听懂，“我就是。你是谁？”听完采访意图，张先生很直白地说，关于这一点我最想说的是法人违法，“可是你们又不敢写。”初出茅庐的我，脱口而出：“您敢说，我就敢写！”

当时，整个社会对文物保护的认识很不到位，法人违法事件屡屡发生，却因为常常涉及地方政府而得不到惩处，甚至大量相关事件被掩盖起来无法曝光。我的稿件刊发出来后，张先生拍案叫好，“光明日报有胆识！”当然，这是后来与张先生熟悉后得知的。

此后很多年，我与张先生只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他对我的认识就只停留在这是光明日报负责文物报道的记者，直到2012年初夏的一天。那天他偶然得知，我读完了他写的《中国远古时代》，而且做了厚厚的学习笔记。他把我叫到身边，说：“没想到，你一个记者也会读这种专业书。有什么不明白，可以到家里来问我。”“我连入门级都还达不到，都不知道该问您什么呢。”我一时语无伦次。“不会问，聊天总会吧。”张先生笑道。

从那以后，我与张先生成了朋友。他是考古圈著名的烟枪，也因此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每每遇见他，我会调皮地说：“烟一定要少抽哟，不喜欢听您咳嗽。”他总是笑着道：“已经少好多了。”而他总跟我说起光明日报上关于考古的最新报道，还会告诉我这一考古成果在全国考古学中的价值。要是有一段时间没遇见我，他会给我打电话，对一些重要稿件发表意见。“我是忠实读者，每天都看你们报，文博类的文章更是一定要看的。”他对我的稿件更会认真点评，鼓励为主，但不足的地方也一定不客气地指出来。在一次活动中，他指着我对黄景略先生（著名考古学家——作者注）说，“她是光明日报的李韵，负责文物报道。你一定要看光明日报，他们现在办得越来越好了。

    2014年6月16日至20日，在丝绸之路申遗的关键节点上，本报刊发系列报道《丝路遗珍·丝路精神》。张先生看后，专门给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进行表扬。他说，此组报道十分出色，突显了中央级“文化大报”的特质。这个系列的开篇是我写的，他少不了进行细细的点评，并言简意赅地讲述了丝路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中的作用和意义。在电话最后，他十分真诚地说：“作为忠实读者，我注意到近十年来，贵报在文化遗产领域的报道日益精彩，从考古发现，到遗产保护，还有博物馆发展，现在又拓展至农业遗产、记忆遗产等，好报道、好文章、好言论、好版面不时看到，令人欣喜。希望你们能将这种势头继续下去，牢牢守住宣传文化遗产的领军地位，始终高举科学保护的媒体大旗。”

    今天，那个满头银发、爱穿红毛衣的小老头，那个普通话极差、总把我叫成“李云”的小老头，那个每天必看光明日报、不断鼓励我多学点考古知识的小老头，走了，突然就走了……今天，北京好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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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