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三分理？抓逃犯的刘先生被判“有罪”惹风波
这个案例让人匪夷所思。
那是一个傍晚，江西樟树的刘先生在马路边散步。他走着走有，突然感觉身边有摩托车发动机的声响，随后脖子上一阵剧痛。他定过神，才知道自己脖子上的金项链被抢，这辆摩托车随后加速向前逃窜。
刘先生的车刚好放在路边，他马上开车追了上去，眼看就要追上摩托车，摩托车却突然来了一个左拐，刘先生刹车不及，一下子撞了上去，两名歹徒死亡。
那也许是天意，也许就是这两个劫匪的末日。
刘先生马上报警，又拨打了急救电话，焦急地等着警察和医生的到来，这一切做得井然有序。
案子随后进入了司法程序。公安以刘先生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起诉，检察以同样的罪名起诉到法院。这时候抢夺者家属变成被害者家属，见义勇为的刘先生却成为了刑事被告人。
抢夺者家属因此索赔140万元。法院经过调解，判处刘某赔偿20万，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刘先生
案子刚一判决，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一种认为刘先生有罪。死亡的两个人所犯的是抢夺罪，抢夺罪不是一种严重的暴力犯罪，被害人不享有实施无限防卫。如果是抢劫罪，就享有无限防卫，即便造成犯罪嫌疑人死亡，也不负刑事责任。本案刘先生的追赶行为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属于防卫过当，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一种意见认为刘先生无罪。抢夺是非法的，追劫匪是合法的，且“追”是由“抢”引起的，追逐中发生意外是劫匪事前应当预见的，东西被抢不追或保证追的过程中不发生意外也是违背常理的，所以无论从一般侵权必须以“非法”和“过错”为前提，还是从“法不责人所不能”的角度讲，追赶者都是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死亡结果和因果关系并不能作为赔偿或补偿的唯一理由，人死三分理，所有死亡都应得到赔偿，是典型的不合法的和稀泥的作法。要赔偿，不仅要求赔偿者行为和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且要求赔偿者行为违法或有过错；即便是要补偿，也必须要求双方都不违法都无过错。本案中，劫匪明显违法且有过错，追赶者合法又无过错，所以既不应当补偿，更不应当赔偿。
前不久，北京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却有着不同的结果。患病男子偷潜入工地坠亡，妻儿起诉工地索赔171万余元。
北京法院的一审判决有点儿味道：建筑公司既不具有侵权的故意或过失，也不存在过错，与梁某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判决驳回了梁某亲属的索赔请求。
但是，其家属坚决不服判决，气势汹汹地表态这事儿没完，现在已经提起上诉！
在中国，有一种古怪的现象：死者为大。只要一死，就占理三分。一片哭喊声，让我们的是非观出现了混淆，让我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无法用正确的理念去衡量所发生的一切。
在中国，还有一种古怪的现象：上访！维稳压倒一切。只要上访者不闹，就会牺牲真理。对方是否有理先搁置，先哄住再说。怎么哄？就是给经济“补偿”。法律说不通，就用“救济”，让我们心中充满了苦楚。
在中国，还有一种古怪的现象：保护坏人胜于保护好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关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却忽视了受害者的利益，对办理案件的公权力过于严格的限制，这还往往被奉为“法律的进步”。其结果是：受害者感受不到法律的温暖，杀害曲玉权的被告人在第一时间得到判决结果，被害人曲玉权妻子是在网络上才获知；侦查机关步履艰难，只面对现行案件，“深挖犯罪”一词已经久违，大量积案无法破获。
把同犯罪斗争的刘先生定性为过失杀人，他将来假如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他还会奋不顾身地同抢夺自己财产的劫匪斗争吗？遇到他人受到违法犯罪的威胁，他还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吗？
那些躺在法律书本里睡觉的人，总是认为自己做得很有分寸，很是法治。岂不知这是在毁灭我们心中的正义和良知，让法律的天平发生倾斜，几千年形成的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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