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外语教育学研究（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教学已为外语人才的培养以及外语的普及化、大众化做出巨大贡献，但外语领域目前存在“小才拥挤、大才难觅”“外语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严重割裂”“照搬或模仿国外理论”“国外理论主导我国外语教育教学与实践”等诸多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外语教育教学能力，《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育学研究”栏目组织了九篇论文，均以问题为导向，从各个层面和维度反映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目前存在的诸种真问题，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关注并形成对各相关问题的共识，在研究和实践中协力同心解决问题，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教情和学情的外语教育教学理论，创新实践方法，筑就我国外语教育教学新格局。
——栏目主持人王文斌教授
01
王文斌、柳鑫淼
王文斌，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对比与语言教育教学，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
柳鑫淼，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外语教育教学。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若干问题
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problems）?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考量和追问的若干问题（questions）有哪些?
在此有必要首先扼要呈现我国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回视成就，也是为了提升自信，客观并准确评价我们学界过往所取得的成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已取得令人刮目的成就，对我国外语的普及化、大众化已做出重大贡献，并为国家的国际化进程立下汗马之功。不难想象，没有外语教育，我们就难以达到今天的国际化水平。若进一步细说，在历史上中国从未像今天一样有如此多的外语教育研究成果；有如此多的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研讨会或高端论坛······
为使我国的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更加冷静并理性地洞察隐伏于美中的不足。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还存在许多具体问题，大致可分为八个方面：
1）对外语教育的学科定位始终不清。2）对从国外引进的外语教育理论和方法缺少全面的评估和反思。3）对当下关涉外语教与学的众多问题缺少具有广度、深度和高度的系统性探讨。4）对关乎外语教育的各维度研究，学界缺乏统筹兼顾。5）对师资队伍的培训缺少应有的力度。6）大中小学外语教育缺少有机的衔接。7）对非通用语教育研究缺少应有的重视。8）对外语教育存在功利性倾向。
除了上述八个问题外，还存在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和深度思考的若干问题。需要追问的若干具体问题包括：
1）中国的外语教育能否完全搬运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对国外的外语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在一味地跟风还是扬其所长、弃其所短?近几十年来是否有学者做过长期的跟踪调研和评估?
2）教有无定法?外语人才的培养能否以某单一的理论或方法贯穿始终?我们该怎样理解外语教育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该怎样理解集百家之精华，成一家之体?
3）我们有些课程，如“高级英语”“综合英语”“精读”“报刊选读”等，为何常常只能请本国教师来承担而不能请外教上课?
4）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西方人学英语与中国人学英语是不是同一回事?中国外语教育与国外外语教育有哪些共性和个性?学界对此有无做过对比或比较研究?
······
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包括：
1）该怎样才能使我国的外语教育大国真正成为外语教育强国?
2）该怎样才能提升我们的外语教育理论自信、理论创新自觉以及理论和方法的反思能力，创生契合国情、教情和学情的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新体系?
3）该怎样破解当下外语教育研究各维度常各自为战、各谋其是的难题，借以推进我国的整体外语教育事业?同时消解微观思考有余，宏观思考不足，碎片化思考明显的被动局面?
4）该怎样深度调研我国外语教育的现实，使存在的问题更能显化，便于对症下药?
······
新时代，需要新方略。我们的外语教育研究需有大情怀和大格局意识，立足于我国外语教育实际，加强顶层设计，综合施治，立地践行，协调发展，并积极吸纳国外外语教育理论与方法的精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探寻外语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参透其本质和规律，注重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的自主建构和自主创生，构建我国外语教育发展新格局。
摘自：王文斌、柳鑫淼，2021，关于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若干问题，《外语与外语教学》（1）：1-12。
02
张天伟
张天伟，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政策，句法学。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和思考
外语教育政策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基于“问题驱动、需要导向”，在外语教育学的研究框架下，梳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成绩和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对策性思考。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探索期、发展期、加速期和新时期（文秋芳，2019）。探索期（1949－1977年）的外语教育政策可以分为以俄为师的外语教育（1949－1956年）、外语教育的调整发展（1957－1965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语教育（1966－1976年）三个主要阶段（刘捷，2019）。发展期（1978－1998年）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开始注重外语教育体系建设，兼顾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专业外语教育和非专业外语教育。加速期（1999－2011年）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外语教育政策的继承、发展、改革和创新。新时期（2012－至今）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注重非通用语种建设和外语教育相关标准建设。
外语教育取得的诸多成绩离不开外语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但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外语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亟待加强；2）外语教育规划亟待完善；3）外语教育尚未分地区、分阶段整体布局；4）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依然滞后；5）与新文科建设要求不符。
如今，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也应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机遇，推动外语教育的快速发展。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统筹和建立外语教育专门管理机构；2）分类制定外语战略规划；3）分地区、分阶段促进外语教育均衡发展；4）重视信息化建设和文化自信心培养，适应新文科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求。
外语教育政策的关键在于在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存问题，融入国际视野，提出中国方案，从而体现外语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服务性的特点。外语教育政策不仅在于制定，还在于落实，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工程。
摘自：张天伟，2021，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和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1）：13-20。
03
李民、王文斌
李民，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育研究，语用学。
王文斌，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对比与语言教育教学，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
// 我国高校外语教育问题研究：外语教育学视角
外语是教育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外语教育的学科属性问题尚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辛广勤，2006；王文斌 李民，2017），学界对外语教育到底属于哪一学科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俞理明 袁平华，2004；辛广勤，2006；王文斌 李民，2017；2018），且相关讨论以研究者理论思辨为主，缺乏对一线教师态度和看法的考察。鉴于此，笔者对我国大陆地区的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581名高校外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我国高校外语教师对外语专业、外语教育研究以及外语教师发展的态度与看法，考察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外语专业发展，特别是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建构提供参考。
研究结果既发现了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成绩和贡献（如普遍重视教学），也发现了我国高校外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1）地位不高，受重视程度不够；2）与国家战略结合不够紧密；3）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4）教师科研意识薄弱；5）教师对国内教育理论关注不足。以此为出发点，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有效推动外语专业、外语教育研究以及外语教师的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推动外语教育研究才是外语专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则，外语教育实践则会缺乏坚实的理论指引，这需要提高外语教师的科研意识，明确外语教育研究对外语教育实践的指导价值，丰富教师的科研选题和研究方法，促成我国高校教师关心外语专业发展、积极开展外语教育研究的良好局面。本文认为，外语教育研究不应仅限于外语类和师范类高校，全国各类型高校教师均可从事外语教育研究，满足条件的高校也可开设外语教育类课程。既然外语教育研究是外语专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推动外语教育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
1） 前期研究已从学理上论证了构建外语教育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王文斌 李民，2017，2018；李民 王文斌，2018a）、外语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及其构建原则（李民 王文斌，2018b；2019）。
2） 我国对外语教育所属学科的认识模糊不清，以及学界对“教学”“教育”“习得”“学习”等术语的混用和我国尚未颁布与语言学有关的标准术语，无不说明我国外语教育研究领域的术语尚未标准化，外语教育学科尚未真正走向成熟。
3） 笔者认为应将我国境内的英语、日语、法语等非母语教育定为“外语教育”。这样，我们才能确定外语教育技术研究、外语课程研究、外语教材研究等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名称，也有助于与国内民族地区的汉语教育相区别。
推动外语专业发展和开展外语教育研究，最终的落实点是外语教师。为了推动外语教师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1）提升我国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意识；2）鼓励教师积极从事外语教育理论创新；3）为教师开展外语教育研究准备条件。
摘自：李民、王文斌，2021，我国高校外语教育问题研究：外语教育学视角，《外语与外语教学》（1）：21-29。
04
常俊跃、黄洁芳、刘雪莲等
常俊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学。
黄洁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学。
刘雪莲，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学。
秦丽莉，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学。
夏洋，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学。
赵秀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学。
朱效惠，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学。
//外语教育学学科建构背景下英语课程的关键问题
为了在外语教育学学科建构背景下构建我国完整、健康的英语课程体系，笔者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结构化访谈、结构化问卷调查，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师生进行了调研，重点挖掘并确定我国外语教育各学段英语课程存在的关键问题。研究发现：
1） 英语专业的专业技能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严重割裂。英语专业语言技能课程占据专业核心课程的主体，这些课程重点关注语言技能训练，对专业知识的系统教学关注不足。系统的学科知识教学不足导致英语专业学生知识面偏窄，视野不宽，思辨能力偏弱，进而影响了学生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发展。
2） 有研究人员认为，英语专业具有学科知识体系的专业课程开设较晚且数量不足，导致学生在本科阶段没有建构起系统的知识体系，思辨能力欠佳（任远，2019）。本研究中的问卷调查证实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3） 大学英语课程和研究生英语课程对学生和社会的需求关注不足。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各高校主要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和《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教学大纲》为依据进行“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对学生需求只有宏观的概念，难以落实到细微的需求上。
4） 大学英语和研究生英语课程内容与专业联系不紧密。访谈调查中，有师生反映大学英语课程中专业英语比例小，教学内容和专业没有很好地结合，和通识英语课相比，学术英语的比例低。有约 41.04%的研究生认为专业英语课程的比例小，教学内容和专业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专业性不够。
5） 高中和初中阶段英语课程受应试教育干扰严重。高中英语教师对语音、听力、口语很少重视，但教师对读写、词汇、语法非常关注，因为“要适应应试教育”。95.61%的初中教师认为目前的初中英语教学存在应试倾向，96.14%的教师感受到了应试压力，约五分之一的教师坦言“应试压力很大”；47.66%的初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会专门引入应试训练，强化学生的应试技巧。
6） 初中阶段的英语课程与高中和小学英语课程衔接不够好。
7） 整个中、小学阶段英语课程教学资源分布严重不均。我国外语教育的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教师水平不一，辅助课程教学的资源及教学条件也严重不均衡。
8） 小学英语课程实施过程中过度依赖教材。目前我国英语教学材料与资源非常丰富，但调研中了解到许多小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以教材为主导，辅以教学参考书。
9） 小学英语课程学时总量不足，目前我国小学英语课程每周上课的频次普遍较低。
此外，调查中还发现，我国外语教育各阶段英语课程在课程设置、课程评价和课程衔接等方面存在的其他问题。尽管专家们对这些问题是否为关键问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但它们毕竟是一线教师和学生们认为存在的问题。问题可能在局部存在，但仍然有必要给予关注。
摘自：常俊跃、黄洁芳、刘雪莲等，2021，外语教育学学科建构背景下英语课程的关键问题，《外语与外语教学》（1）：30-37。
05
韩宝成、梁海英
韩宝成，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测试，外语教育。
梁海英，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外语教育。
// 我国基础教育外语考试存在的问题
笔者基于9份中考和6份高考英语试卷的结构特征，依据Bachman和Palmer的语言测试有用性框架，分析了这两项试卷存在的问题。
从考试总体结构来看，中考和高考英语考试的第I卷均为选择题，第II卷均为非选择题，这种编排显然是为了考试机构方便阅卷，而非从考生和考试构念本身出发，合理测试学生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在第I卷和第II卷中，分属语言水平不同维度的题目被笼统地排列在一起，缺乏科学性。总体来看，中考和高考英语的考试设计均采用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的模式，题型设计和测量目标直接具化了这两项考试大纲中的考核目标和要求，即按照语言知识和技能分别设计相应题型进行测量。
具体来说，中考和高考英语考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以牺牲测试其他质量属性来保证信度。大量使用选择题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测试结果的稳定性，却牺牲了效度、真实性等其他质量属性，也影响到交互性。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考试训练，提高成绩，学生花大量时间去做选择题，而非通过真实的运用学习英语，这不仅造成高分低能现象，也影响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2） 测试构念依然属于传统语言能力模型，构念效度低。中考和高考英语考试大纲基于相应的英语课程标准，但大纲本身并未明确界定考试的构念，即英语语言能力。仔细研究其测量目标、试卷结构以及题型会发现，这两项考试的设计属于第二代心理测量—结构主义语言测试模式，把语言能力等同于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的组合，对语言知识和技能分别测量，而非考查真实情境下考生运用语言理解和表达意义的能力。
3） 测试任务真实性差。中高考英语考试，尤其是中考英语考试的大多数题型多属于分离式测试任务，每题只测一个语言知识点或一项语言技能，与真实的语言使用相去甚远，真实性很差。
4） 测试任务与考生的互动性低。现有考试考查记忆、理解等低阶思维能力的题目偏多，而考查分析、评价和创造等高阶思维能力的题目偏少（程晓堂，2017），许多题目仍停留在考查学生对语言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很难考查学生运用语言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就书面表达能力的题目而言，大部分题目为根据要点提示撰写80－100词短文，有些中考题目或过于简单，或规定性太强，或看图写作的语类指令不明。高考英语书面表达除了篇幅稍长外（60－150词），亦存在类似问题。
5） 中高考英语考试已然成为基础外语教学的指挥棒，由于其测试构念观仍停留在传统模式基础上，考试任务缺乏真实性、互动性低，给中小学英语教学带来了负面影响。
6） 测试资源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可行性程度有待提高。如何提高考试的正向反拨效用，消除应试教学的不良影响需要在改善考试设计上下功夫。中高考英语考试完全可以从听说读写作为单独的语言活动或听说读写相结合的综合语言活动出发考查学生的英语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参见韩宝成 张允，2015），合理确定语言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所占比例，在保留听力和阅读部分信度高的“客观题”的前提下，加大口语和写作分数权重，尤其加大写作的篇幅。
测试的开发和使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效度论证迭代过程，需对各个环节进行严密论证。高利害英语考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对整个外语教学乃至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正因如如此，中高考英语考试改革可依据“测试使用论证”框架（Assessment Use Argument，简称AUA）进行严格论证，以保证和改善测试的科学性。
摘自：韩宝成、梁海英，2021，我国基础教育外语考试存在的问题，《外语与外语教学》（1）：38-45。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