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轻与重，内与外——评张金凤的《身体》（文/隋红升、叶晓娟）

作者介绍

隋红升教授

隋红升，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国文学、性别诗学和美德伦理学。已出版学术专著有《危机与建构：欧内斯特·盖恩斯小说中的男性气概研究》（2011）、《非裔美国文学中的男性气概研究》（2017）、《跨学科视野下的男性气质研究》（2018）、《男性气质》（2020），代表性译著有《魔堡》和《野蛮的佩鲁赛达》，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外国文学动态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华中学术》《浙江工商大学学报》、《文化艺术研究》《山东外语教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资金等项目多项，参编教材多部。

叶晓娟：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国文学、身体理论和女性气质。

引言

身体，我们每个人与之朝夕相处，我们的所闻所见、所忧所感、欢乐与痛苦都直接或间接与身体相关，身体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存在的载体。然而，身体又是我们熟悉的陌生者，经常被遗忘、被忽略、被宰制。在西方基督教和形而上学哲学传统中，身体往往成为人的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情感、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分裂与斗争的牺牲品，要么成为被惩戒的对象，要么成为被规训的客体，身体的权利与合理诉求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满足。而在后工业和消费时代，身体似乎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甚至具有某种欲望化和狂欢化的倾向。

即便如此，身体被对象化和客体化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身体要么是实现个体功名利禄和各种量化指标的工具，在过度焦虑和劳累中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要么是消费和放纵的载体和场域，在声色犬马、肉林酒池中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的能动性不但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以各种心理和生理疾患的形式对个体生命进行反噬和惩罚。所幸的是，人类在身体认知和实践方面存在的诸多误区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身体研究”（body studies)也在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修正中最终成为一门显学，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和深远社会价值的研究领域。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张金凤教授所著的这本《身体》无疑是一部颇具学术含量的专著，不仅让我们对身体的内涵以及西方身体观的历史演变有了详细的了解，同时又提供了身体应用文学的实际案例，展现了身体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前景。这本专著兼顾理论阐述和具体实例研究，兼具知识性与思想体系性，为我们提供了学术性思考和应用性指南。

本书共包含五章。第一章中作者首先对身体缘起作了概述，并就身体、肉体、躯体三个概念作了区分与辨析，强调突出身体内涵的丰富性，兼具社会性与文化性；接着作者针对文学研究中的身体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引出文本身体和文学身体的具体运用，并在最后对身体研究的当代意义作了阐释。第二章中作者通过追溯人类身体观三个趋势的明显发展阶段，列举了从古希腊时期到二十世纪后期西方思想家们的身体观演变和发展，对身体研究进行全面梳理综述。同时作者通过梳理文学中的身体，重点考察身体与文学的关系。第三章中作者选取了两部同出版于二十一世纪，但又具有不同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的著作，通过介绍两部著作的观点、思路和论证方法，为身体文学文化研究解读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四章中作者以两篇原创案例文章为例，向读者展示如何通过身体研究视角解读不同的文学作品。第五章作者列出了当今文学身体学研究热点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研究展望。通过阅读《身体》，我们了解到文学研究中通过身体思考的必要性。这里归纳出两点感想，一是身体的轻与重，二是文学身体性的内与外。

二、身体的轻与重

作者在理论梳理部分将人类身体观划分为身体的失落—身体的回归—身体的狂欢三个主要阶段。这三阶段的发展是身体“从轻到重”的发展。作者以身体的失落体现身心二元对立下的轻身体、重灵魂的态度。奥尼尔的 “拟人说”和兰德曼的“拟人思维学说”提出身体作为原始人类的思维之源的观点，表明人类文明之初就奠定了身体的重要地位。然而，随着环境变化和社会发展，身心二元对立论的提出将身体隐匿到灵魂之下。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灵魂至上”观点，让身体陷入黑暗，由此身心二元对立的形式化将身体之轻推向极致。基督教更是将身体视为邪恶之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身体有一定的肯定，但随后而来的十八世纪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论以及十九世纪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再一次导致了身体的缺席。但同时，两位思想家中思想的矛盾性及理论中展现的身体观的倾向也为身体的回归埋下了伏笔。

身体的回归展现出轻身体重思想的不可靠性。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身体-主体理论的建构推动了身体的回归。德国哲学家叔本华首次触及身体-主体概念；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则开始帮助建构现代身体-主体理论。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人是以身体为基础的。将身体视为灵魂的基础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重心轻身的固化思维，为认识身心关系提供了新起点。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思想，揭示了身体的四个重要特征，并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观。马克思还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身体异化的困境，通过回归身体本身，解决身体困境，并提出身体-实践的关系，证明人是肉身-主体。十九世纪马克思之后的另一位推动身体理论发展的哲学家是尼采。他“尖锐批判轻身体重灵魂的传统”（40）。尼采对身体的贡献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他提出了“一切以身体为准绳”原则，并以其重身体轻精神的理论开创了身体研究的先河；第二，尼采建构了身体谱系，将身体置于历史空间，重寻历史意义；第三，尼采的身体是蕴含权力意志的身体。尼采主张的身体实质是“生命就是身体，生命即是权力意志”（43）。身体话语体系在几位思想家的推动下不断建立，十九世纪末出现的几位心理学家将对于身体的认识推向新高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人格理论和本能理论都涉及身体在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深入。另两位心理学家荣格与拉康也在心理学分析领域将重点指向了身体。二十世纪后期两位精神分析学家多尔多和班蔻夫以及哲学家本雅明等都在不同领域为身体的回归助力。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家确立了身体的主体地位，并借助身体主体的时间性、空间性等特点进行多维度思考。身体现象学超越了身心二元论，提出肉身存在论，将身体和心灵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因此，进入二十世纪后，身体主体地位的确认使身体完成了回归，身体之重得以凸显。

尼采，图片源自网络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身体的研究进入理论狂欢阶段。身体理论快速发展，身体成为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战场，得到了各方的重视。此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福柯、波伏娃、伊格尔顿、特纳、奥尼尔、约翰逊和巴特勒等对身体理论的丰富将身体推向狂欢化，让身体实现了真正的主导。身体的狂欢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身体与权力，身体与性别，身体与社会。福柯的“身体政治学”以及同时代德勒兹的欲望微观政治学，都强调从政治层面来具体考察身体。其中福柯提到的权力与身体、权力与性以及权力的主要规训策略，对身体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影响了二十世纪重要的人文社科流派。他的研究融入了对权力以及权力关系的新理解，对边缘群体的研究兴起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福柯的研究使身体理论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则从性与性别角度丰富了身体研究，其中有影响力的包括波伏娃、巴特勒和伊里加雷等。女性主义理论家在身体与性别的关系下，“将身体视为社会历史、社会关系和社会话语的产物，认为身体体现着社会的等级秩序、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 （85）。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学领域出现大量身体的研究，重要的学者包括吉登斯、特纳、奥尼尔、布迪厄和列斐伏尔等。身体社会学以身体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考察身体的社会生产、社会象征与文化意义，及国家、制度权力对身体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则注重身体实践队社会、文化的建构”（91）。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鲍德里亚和费斯通对于消费文化与身体的思考。消费社会中的身体成为了消费符号，成为触手可及的工具。二十世纪末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伊格尔顿也加入了身体批评理论话语建构。他认为“身体正处于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组成的关系网络中”（92）。因此二十世纪身体得到了各个领域的研究和关注，身体与不同领域的结合研究体现了身体之重。

鲍德里亚，图片源自网络

三、文学身体性的内与外

身体本身具有的多面性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多元化视角，因此身体文学研究也呈现出内与外的全面性研究。作者在书中探究身体在文学中的涵义和应用，并对身体的拓展性研究给出了指导。

文学的身体性具有丰富内涵。“文学的身体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单纯文学文本中出现的身体现象；而另一个方面就是经常被忽视的，即叙事者的叙事、语言、修辞技巧等投射出的身体性以及叙事中任务的语言、动作、活动等渗透出的活动性”（180）。因此文学研究应该兼顾内与外，既研究文学中身体的内涵，也探索文学中身体的外延。身体的内涵包括性、分娩、进食排泄、痛苦和欲望等直接的身体体验，身体是显性的。身体的外延包括由身体延伸出的语言动作行动等，身体是隐形的。作者在此书中主要关注“文学中的身体研究或者文学身体学所关注的身体形象，是一种显性的身体”（94）。作者在书中专门梳理了文学文本中的身体意象与呈现以及身体理论在文学理论中的研究情况，并借助经典案例探究文学身体学的研究，分析其观点、思路与认证过程。两篇原创案例的分析带我们了解了身体在文学中的具体运用，并让我们认识到用身体理论解读文学作品的可行性。针对文学身体学的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文学身体学、身体叙事学、身体修辞学等都必将是有关身体与文学问题的重要研究领域”（180）。

同时作者也对文学身体外部的研究提出了展望与建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身体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并逐渐多元化。身体研究从传统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扩展到教育学、传播学等领域。因此身体的跨学科研究呈现繁荣发展趋势，身体研究在文学内的应用及其他学科的运用，如医学、科技等，都将成为未来身体发展的趋势。

作者在最后对中国文学身体研究的展望中提到，中国需要发展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体理论”（181），并参考借鉴西方不同领域内成熟的身体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是身体文学的内外结合，既要继续拓展西方身体理论研究，也要发展中国特有的身体理论及研究。这是未来身体研究的方向，也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身体的思考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思考，因此作者有意识地通过不同的历史时期追溯哲学家们对身体理念的继承与发展，让我们对身体的认识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认识。同时借助身体“从轻到重”的发展变化揭示出当代身体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作者巧妙地将身体的发展以失落—回归—狂欢的发展模式呈现，表现出作者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哲学家们对身体认识的高度把握和概括能力，同时也表达出自己的辩证思考。身体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由轻—重—轻的发展，身体进入消费和媒体时代，又呈现出人们对身体的轻视和滥用现象。全书既体现了作者的跨学科意识，将身体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的体现和运用历时性地展示给读者；也体现了作者的多角度思维，对文学身体性的多面性和跨学科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既认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也关注到了人类再次面临的身体悖论。

温馨提示

张金凤教授所著的《身体》一书已于2019年12月由外研社出版，欢迎大家购书阅读！（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进入购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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