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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中的陈思诚，在想什么？
Original
洞照
新周刊
2024-10-03
今天，谈热爱、谈理想的人，需要承担一定的不被理解乃至被嗤笑的风险，可陈思诚不予理会，“管他们认为可不可笑呢，我自己就是这么想的。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在身体力行地做这些事情”。
作者 | 洞照
编辑｜尤蕾
个体在时代下被裹挟的宿命感，令陈思诚深感无力与被推动。他希望借由电影表达，“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下，无论是发光、发亮，还是灰飞烟灭，在滚滚红尘当中各种各样的故事”。
他并不知道，这个母题会影响自己多久，但接下来想拍的几部戏都关乎于此，不论展现形式如何。他越发感到：“创作者与作品是双向奔赴的，你觉得是你在寻找它，其实它也在寻找你。”
几年前，陈思诚和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找到了彼此，这正是一个探讨“个体和时代，和命运之间的关系”的故事。
（图/《解密》）
电影《解密》的展现形式有奇幻、强烈视觉冲击的部分，但作品内核绝对跟虚构无关：“容金珍这个角色是虚构的，但他背后这些破译英雄都是真实的，他们曾经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奉献的东西，是不能也没有办法虚构的。”
“这跟我以前平地起高楼的类型片创作完全不一样，”陈思诚郑重起来，“纯粹类型片相对来说比较极致，有明确的方向，甚至比较有游戏感，但这次不是这样，不由得我不深刻、不认真。”
眼下，《解密》上映。他用这部作品呈现，自己电影导演生涯第一个十年的经验与表达。
“创作是孤独的，
但创作又是无限有意义的”
《解密》是陈思诚第一次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
原著的存在会在某种程度上令他束手束脚，乃至形成掣肘吗？陈思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从原著中获得的“当然是支持”。“这个底子”赋予他“视野盲点之外的东西”，创作时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巨人的肩膀”却不提供豁免权，陈思诚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像过去所有的剧本创作阶段一样。在这个“不断解决各种困难”的过程里，他几乎从来都是独行，“跟容金珍的解密是一样的”。
早前，陈思诚会“躲”到北京之外，找一个环境更僻静的地方写剧本。动笔前，他会先静下心来，用一定的时间让自己“进入到那个里面”。后来，北京的事务越来越多，不允许他离开太久，他便把写剧本的地方挪到了家里的书房和公司的办公室。
（图/《大丫鬟》）
中式而禅意的装潢风格，为这两个地方营造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静”的氛围。电脑屏幕发出幽幽的荧光，点亮陈思诚“痛并快乐的创作时刻”。
“有时候堵在那，你肯定会像热锅上的蚂蚁，然后可能用各种方式排遣自己。但当你突破了那个困境，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你会觉得欣喜若狂，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下笔如有神，写得特别顺畅。”
改电影《三大队》剧本最后一稿的时候，陈思诚有天熬到了凌晨三点多，“谁去演杨剑涛这个角色”还没落定。
“跟张译、李晨这些兄弟这些年经历的人生起伏”涌入陈思诚脑海，那些与《三大队》里的人物命运形成互文的过往，令他不由得动容。
（图/《三大队》）
他拍下电脑屏幕上的相应剧本段落，用手机先发给李晨，说：“我想让你来演杨剑涛。”然后发给张译，说：“我想让李晨来演杨剑涛，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对我们三人一个阶段的总结。”
写《解密》破译“紫密”的段落时，有天他写到前面的一场戏，忽然觉得这个密码出现的时候，大家应该会好奇它是如何得到的。
“麦家老师原来的‘听风，看风，捕风’是一个严格的流程，那我们怎么去展现这个流程的前端？容金珍这个角色是‘看风’的，就是破译，那截取这个密码的过程我就想到宝强。”
在2006年播出、改编自麦家长篇小说《暗算》的同名电视剧里，王宝强饰演的“听风者”阿炳给陈思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基于自己对这个角色和原著的理解，陈思诚“自作主张”把阿炳写进了《解密》的剧本。凌晨两三点，他还是用手机拍下了电脑屏幕，把照片发给王宝强，留言请他来客串。
“这样的一种交流感”令陈思诚感到，“也许有时创作是孤独的，但创作又是无限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
这一生就是解密的过程”
陈思诚善于交流，这种能力让他跟无数人产生联结，包括观众心目中的“大腕艺术家”。
拍《解密》时，他“三顾茅庐”请陈道明出演。陈道明最后不仅来演了郑某，从业五十年的他还第一次为电影参与了跑厅。
“他认为值得去帮的，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其他，都会事必躬亲地去帮，包括他对我们很多道具、服装有一些自己的见解，确实也给我们这部电影提供了除他这个角色以外的很多帮助。”
除此之外，陈思诚还请来了约翰·库萨克、吴彦祖、俞飞鸿等演员。他相信，他们是最合适的人选。
（图/《解密》）
“那天我跟道明哥在片场也在聊，演员到一定阶段就不止‘演技’一说了，所有东西都是岁月给予的，光坐在那就能展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的气质。”
这些年，陈思诚跟团队、主创、资方、宣发公司、观众等各种人交流，越发觉得导演需要具备全能性，“现在可能一个导演的综合能力越来越重要，跟人的沟通能力越来越重要，除了智商也要情商，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好平衡”。
善于交流的陈思诚也喜欢交流，哪怕精力被牵扯，他也不认为导演工作本身会受影响，因为“这世界由人组成，跟人沟通是最有意义的事”。
《解密》的科学顾问赵燕枫是“特别传统的理工男”，严谨到拿到剧本后又是校对关乎密码的细节，又是校对标点符号之类的错误。到后来，陈思诚干脆请他“多干点”，在道具、美术等方面也提供顾问支持。
跟这些专家的交流让陈思诚看到，“就像这个世界没有相同的一片树叶一样，每个人都是千差万别的。我是粗线条思维模式，不在细节上盯得特别紧，会抓大放小，所以我需要专业领域的人来弥补我的不足”。
（图/《解密》）
相对感性的陈思诚，当然也有理性思维的时候。但他说不准，做电影导演以来自己的感性和理性有没有比例上的变化。
“人最难以下定义的方式说自己，我们这一辈子无外乎都是在自我认知，就像这个电影的slogan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这一生就是解密的过程。”
自己这个“密码”，陈思诚“还在破译的过程中”，目前破译出来的部分告诉他，“我自己就是要拍电影”。尽管人微言轻，但他总归有一定的话语权，能通过电影带给观众欢乐、温暖与感动。
“我很珍惜我的作品跟他们产生交集的那些时间。在影院里的那些时间，所以我尽我所能，把我应该做的做好。”陈思诚这样说。
“你拍差了市场就抛弃了你，
公众就抛弃了你”
导戏时，陈思诚既要求严谨，也给主创提供创作空间，滋生出“很多灵光一现的东西”。
拍容金珍给希伊斯“释梦”的戏份时，联合美术指导马晓飞准备了一只鸟和一只鸟笼，问陈思诚能不能放进来。剧本里没有这些，但陈思诚看到后觉得特别好，不但能放，还要拍一些特写，用笼中鸟隐喻，容金珍和希伊斯命运里无法挣脱的东西。
（图/《解密》）
小鸟就此成了群演，并得到一只替身。陈思诚觉得自己跟两个小家伙“有缘分”，杀青后仍希望它们过得好一点，于是带回了家，养在餐厅里。
陈思诚办公室里也有一只鸟笼，但里面不是鸟，而是灯泡。这盏灯旁边立着一台唱片机，后面堆了很多黑胶唱片，有古典钢琴曲、流行乐、摇滚乐等等。
“我音乐审美跟文学一样，”陈思诚说，“特别杂，什么都听。但我很喜欢John Lennon，我喜欢Beatles，我喜欢一听旋律就觉得，那是上帝借助他的手在演奏的音乐。”
剧本阶段，陈思诚就开始给《解密》选配乐了。在片场，他有时候会请工作人员把音响推过来，用放音乐的方式给大家讲戏。演员、摄影指导等听了之后，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戏的节奏和情境。
（图/《解密》）
“其实创作就是取长补短，它完全是从剧本阶段的独奏，变成最后的各个部门合奏的交响乐，所有人都拿出自己应该有的东西，不管是低音的、高音的、弦乐的还是铜管的，然后才变成一部真正的交响乐。”
在陈思诚看来，导演特别像交响乐团的总指挥，必须清楚各个部门需要拿出什么，并且应该给大家特别明确的目标，“如果导演不能给予准确的信息传达，各个部门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无序了”。
电影是集体的艺术，也是造梦的艺术。睡觉时做的梦，陈思诚通常都记不住，更不会像容金珍一样把梦记录下来。反倒是醒着的时候，他会在“白日梦”里“想各种东西，想各种情节、故事”，然后将其变为现实，也就是电影。
《解密》编织了十个梦境，其中红色沙滩之梦极尽震撼，灵感源自陈思诚对大海的热爱。
（图/《解密》）
“我觉得如果要展现一个梦境的宏大，展现一个科学家个体的渺小，可能没有什么比海边更好，它是一个陆地跟水之间最重要的交界，在这个地球上好像没有哪个场景跟它一样，又具体，又抽离，又写意，又现实，又宏大。”
在对电影视听要求更高的当下，陈思诚借《解密》回归古典主义的创作状态，具体表现为百分之九十左右为单机拍摄、几乎没有插入性的特写等方面，“减少导演的存在，让所有的情感、台词等流动起来”。
对他来说，拍长镜头或战争等大场面都是“比较技术性的东西”，它们可能很复杂、很辛苦，但都不是“电影里面真正难的”。
红色沙滩之梦这种从0到1的戏，还有别离等真正需要情感的戏，才是最难的，“不仅演员的表演很难，而且整个镜头的调度要求都非常高，你必须拿出巨大的内力来推动”。
由于能够塑造自己想象中的世界，导演很多时候被大家认为有上帝般的掌控感，但这不代表他是万能的。陈思诚觉得，这个“上帝”实际上“太不能”了，“随时可能被摧毁，你拍差了市场就抛弃了你，公众就抛弃了你”。
“电影是我的信仰”
做导演久了，陈思诚发现，任何作品都不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最后呈现出来，因为每个个体都在发声，带着强烈的主观性做评价。
所以，他只能跟团队竭尽全力做好每一部电影，在相对有限的成本、时间和条件下，争取给大家带来不输国际大片的观看体验。
（图/由受访者提供）
影视圈有人半开玩笑地说，陈思诚“随便”拍的电影票房大都很好，假如他想“认真”表达什么，很可能反而不会“成”。
听闻这一论调，陈思诚的反应异乎平淡。他用一种略带笑意的认真神态回应：“我觉得一部电影里，我想表达的那个核心原点是最重要的，没有它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的表达被观众感知，有的时候感知得没有那么明确。”
团队遇到困难和困惑的时候，他总是用一句话来开解：“尽人事听天命，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没有拍不完的戏，一部戏有一部戏的命。如果已经尽了全力，那收效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每一天有没有特别好地去经历这一切”。
而且，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那个他也不知道方向在哪的未来里，观众对他有任何想法都挺正常的。
“就还是那句话——我的电影也一样——每一个人会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我自己也一样，我既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当然就要去接受所有人的指指点点，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
在陈思诚的电影里，技术服务于故事。他不是追求技术的极客，不打算把自己的新作当成新技术的尝鲜者和展示者。《解密》固然涉及许多技术革新，但它们的到来在创作者的想象力之后，有种“冥冥中注定”的宿命感。
（图/《解密》）
若要谈论电影人的使命感，陈思诚愿从电影的发展史谈起。
这门经过了历史选择、数次迭代与自我革命的年逾百岁的艺术，不止一次受到冲击，从电视到流媒体，从游戏到AI。但是，此时此刻，电影已经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
“它是我的信仰，”陈思诚口吻赤诚，“我觉得我非常爱它，我的工作、生活完全都跟电影相关。正因为我对它深爱、热爱，我才想为它做一些事情。”
在电影市场萎缩的当下，陈思诚一直在思考“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用我们这样微小的力量给电影市场注入更多的活力，能把我们丢掉的市场拿回来”。“身体力行地多拍一些好的电影，拍一些新的电影”，似乎是一个好办法。
因此，他没有让自己停留在舒适区，拍了《解密》这样一部“新类型的电影”。“当然，任何一次尝试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但我们无怨无悔。”
“什么都带不走，
可能（只有）体验才能带走”
陈思诚将“电影的密码”理解为“所有创作者的密码”，解开它的唯一密钥，可能是“保护好自己”，做一个温暖的、阳光的、有趣的人，这样作品才能跟你交相辉映。
在动荡与困境中，他企盼一种积极乐观的应对方式，毕竟“困境是人类的共性”，任何时代、阶层，都无法逃离，“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不要去过多地艳羡别人的生活，你要找到自己的快乐。每一个人不一样，追求自己的就好”。
陈思诚的困境有很多，疲惫有时候算一个。遭遇疲惫时，他会用心理建设让自己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地过好每一天，“拿一天当别人几天去用，多学习，多感知，多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
“破译”完《解密》这个新鲜题材的“紫密”，他接下来还想再继续破译“黑密”和更多其他的“密码”。他说：“真正的电影人就是用电影这个方式跟世界对话，以及了解自己。”
就像他欣赏的电影大师库布里克，拍过《2001太空漫游》《发条橙》《闪灵》《全金属外壳》等格调先锋、题材各异的电影，最后一部《大开眼戒》却关注了看似传统的两性关系和美国中产困境的议题。
（图/《大开眼戒》）
“那他一定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困惑。”陈思诚分析道，“尤其他拿这一部电影做封箱之作，他一定是带有自己的不解离开这个世界。”
在一些情境下，适当拉开距离有助于更好地透过现象看本质，但陈思诚不认为需要拉开自己与电影的距离：“它在重塑一个世界，讲述另外一个世界。你怎么跟世界拉开距离呢？”
“这个世界你穷极一生之所能，你再聪明无外乎取万千世界的一瓢之水，你还是只能窥知其中之一二，太多的太浩瀚的你永远了解不完，所以你干吗要去关闭自己的感官？还是那句话，什么都带不走，可能（只有）体验才能带走。”
这个毋庸置疑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常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而迷茫。他想，人生的意义也许恰恰在于寻找，“你不能停止寻找，你不能停止热爱”。
（图/《解密》）
今天，谈热爱、谈理想的人，需要承担一定的不被理解乃至被嗤笑的风险，可陈思诚不予理会，“管他们认为可不可笑呢，我自己就是这么想的。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在身体力行地做这些事情”。
显然，他已经达到一个自洽的状态。保持这种状态，现阶段他还“完全在做减法”，无效社交很少，文艺之外的爱好也很少。
无聊吗？似乎是，又似乎不是。“我的工作太忙，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我拍电影，所以我看似没有那些娱乐爱好，但我的内在世界更丰富，因为每部电影带给我的体验都不一样。”
拍《解密》，他走进了密码学的世界，也走进了维也纳、布达佩斯，走进了那里的博物馆和老建筑，走进了当地的历史和风貌。“不是特别好吗？”他反问，“我觉得偷得浮生半日闲是特别幸福的事。”
校对：遇见；运营：嘻嘻；排版：黄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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