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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轶君:从李香兰到ISIS,激进长出时髦的外衣

2014-09-25 周轶君 大家


在一个两极分化加剧的世界里,除了说理,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吗?更多人加入理性的阵营,才可能逼退两头的极端,尽管那非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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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香兰到ISIS,激进长出时髦的外衣》
文/周轶君


日本左翼青年组成的“阿拉伯赤军”血洗特拉维夫机场之后,所谓“靡靡之音歌手”李香兰(日本名字山口淑子)来到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一名老妇说着听不懂的阿拉伯语,怀抱婴儿前来,翻译迟疑着要不要转述。老妇说:“这个孩子送给你,带到日本,让他受更好的教育吧。我已经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但是盼你把他培养成冈本公三一样的战士,让这孩子战胜以色列,踏上祖国的土地……”



(资料图:李香兰在贝鲁特巴勒斯坦人难民营,接过一名婴儿。翻拍自张承志《敬重与惜别》)


上世纪七十年代,李香兰率先把日本的目光投向巴勒斯坦。张承志在 《敬重与惜别》中,借她的例子探讨“正义与和平”究竟有没有共处的可能:“是否存在——以‘和平’为手段执行的‘正义’呢?和平主义的、非暴力和拒绝流血的道路,它存在吗?究竟为什么,和平与正义这对孪生姐妹,却像是相悖的分歧?”我们常常看到,弱势如巴勒斯坦人、北爱尔兰人、库尔德人,建立家园的诉求正当,又如大国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愿望天然,但残害无辜的手段令人反感。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同情弱者,但暴力,特别是它将他人“非人化” 的本质,令同情心望而却步。对此,武装组织的辩解通常是,对方过于强大,除了暴力,我们拿什么来反抗呢?


大红大紫的明星李香兰,一己之力踏上艰辛之途,以娓娓女性的语气,写了一本《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试图在暴力之外寻找一条道路。她遇到巴解组织人民阵线的发言人卡纳法尼,赞同他的观点,以此划定底线:“我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徒。我们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徒等过去曾经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处的人们,再次一起生活……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教给孩子们,犹太人不是敌人而是邻居。”


张承志再探一步,对话日本传奇记者本多胜一。本多著作《被杀戮一方的论理》,为弱小、被欺凌的一方发声。延续这个思想,他写出违逆日本主流观点的《南京大屠杀》,遭日本极右翼围剿。他坚持替弱者说理,同时坚持“非暴力原则”。张承志也不得不妥协,相信在今天,比起自杀式袭击,本多胜一的说理更具备说服力。


然而,这样说理的人还有多少,他们的声音是否仍然受欢迎?和平理性成为主流,可以遏制激进势力成长,但是,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冲突中,我们常常看到,当强势方寸步不让,硬气迫人,弱势一方中,温和的声音就越来越没有人理睬,激进的呼号反而越来越有市场。


不知是不是效仿李香兰,简·方达曾经亲身到耶路撒冷,参与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黑衣妇女”示威,还来到当时以色列总理沙龙的门前要求对话。但是,任这位好莱坞女星站立良久,沙龙没有开门。


不论内心盘算如何,沙龙向人们展示的理念是,安全建立在“赢”之上。借助武力,或是政治谋略,强者通吃,弱者没有机会,和平方能开始。“911”之后,他择时而动,在阿拉法特身上贴牢“恐怖主义”标签,原先的悲情英雄、获得国际广泛承认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迅速失去道义支持。


“妖魔化”对方之后,战争师出有名。强者不容商议的态度,让弱势一方看到,说理是没有用的,妥协是愚蠢的。结果是比阿拉法特更激进的哈马斯,迅速赢得支持。


以色列筑起隔离墙、防弹铁幕,空袭加沙指哪儿打哪儿——你比巴勒斯坦人多了很多选择,为什么一定要走暴力的窄门,除了博取选民的喝彩?当巴勒斯坦人在轰炸废墟上举起婴儿的尸体,他们内部理性的声音只能跟着陪葬。


本多胜一还对今天的传媒表达绝望。记者利用网上的二手资料,传播人们也习惯了的“似乎是真相的新闻”。大家尽情享受自己的小康,没有多少人为“他人的苦难”不能安宁。不在乎世界另一端(或许还是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杀戮正以堂皇的名目实行。待强者祭出“暴民”“恐怖分子”的标签,解决之道变得简单,但我们却搞不清楚,怎么会越反越恐。


在李香兰探访之后将近四十年,我也到过贝鲁特难民营。贫穷、混乱、压抑,没有随时间流逝。墙上阿拉法特画像渐渐褪色,新的偶像是真主党纳斯鲁拉、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甚至本·拉登。弱者的生存环境没有改善,政治诉求未被采纳,恐怖是这样眼睁睁养成的。



(资料图:巴勒斯坦难民营墙上的阿拉法特画像)


今天,你不觉得ISIS的形象有些眼熟吗?它完全就是好莱坞大片中的恶魔:横空出世、胡乱杀人。巴勒斯坦人还可以声称“重返家园的权力”,ISIS的前身,“基地”组织当初至少还可以骂骂美军占领伊拉克,但ISIS崛起在美国即将完成撤军之时——它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却散发前所未有的号召力。


美国标榜自己的中东政策,从来都是“与中间温和派”合作。问题是,今天忽然发现剩不下什么“温和派”,他们变成了人民抗议的独裁者,或是遇事付诸武力的军人,宗教极端势力却遍地开花。电影《查理的战争》结尾有个细节:美国暗中助力,阿富汗逼退苏联。赢了战争之后,查理要求国会继续拨款,扶持当地教育,议员们却以为大功告成。虽是电影,说的却是事实,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学校清真寺,早就变成激进思想的温室。ISIS对年轻人有吸引力,正是因为中间路线越走越窄,跟随者看不到光明。


嫌疑斩首美国人的英国摇滚歌手、埃及后裔,生活虽不至穷困落魄,但身份、名字注定了像他这样的穆斯林二代移民在欧美的上升空间不大。父亲参与策划恐怖袭击被警察带走的画面一再放大,变成生活种种不如意的注脚。当“户口所在地”政府、国家无法提供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会回归更基本的身份——宗教、宗族、种族、部落。在他的宗教世界里,激进,长出时髦的外衣。


美国没有因为阿萨德政权跨过“使用化武”的道义红线而出手,直到ISIS残害美国公民才还击。迟来的正义当前,又容不得前因后果的讨论了,强者的暴力与弱者的激进手拉手,占领全世界。


ISIS对美国,对很多国家政权民众都是威胁,必须受到遏制。但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我们不妨再思考这个问题,同样的怪圈随处上演,谁能置身世外?寻找、鼓励温和理想的声音,到头来对强者也是最持久的保护。


李香兰也许没有想到,对今天的歌星影星来说,不问政治才是本分。因本多胜一,张承志发问:在中国和日本,还有多少知识分子肯舍身向前,为那些被占领家园、杀戮性命、剥夺话语的人,辩护他们的道理呢?


说来惭愧,我曾经认为类似巴以之冲突注定无解,说理天真可笑。然而,在一个两极分化加剧的世界里,除了说理,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吗?更多人加入理性的阵营,才可能逼退两头的极端,尽管那非常不易。我们必须保持对“他人生活”的感受能力,抵制弱者的激进,而更有效的,则是大声疾呼——强者的克制。


关于作者

周轶君,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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