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后，我终于举报了那个性骚扰我的人 | 三明治
“Do you want to dance? （你想跳舞吗？）”
一走进舞会，就撞见了Jakob找我跳舞。我满口答应了。他把没喝完的啤酒放在一边，我们走进舞池中间。
这是2022年11月，我去苏黎世一个摇摆舞工作室参加他们的周年活动。当晚舞蹈工作室邀请了现场乐队，苏黎世和周边的摇摆舞圈子都来捧场。我在这个工作室上了半年多的课，这次和舞蹈班的同学在中场还有一个小表演，我紧张又期待。
Jakob是个三十多岁的德国男人，是苏黎世舞会的常客。他常穿一件白衬衫，看起来很斯文，但身上总有很重的烟味。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才开始学摇摆舞一个多月，每次一起跳完舞他都会夸我很酷，然后让我不要嫌弃他跳得不好。那时候我开始跳摇摆舞一年多了，但仍是个自信很穷的人，跳舞的勇气来自于外界不断鼓励的接济，而我也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这些接济关系。我不仅对他的夸奖感激涕零，也对他的不自信感同身受，所以他找我跳舞我总是不会拒绝。
一支舞跳完，他有些兴奋，一把把我抱着举了起来。在摇摆舞里，虽然在表演中常常见到舞者们做很炫酷的空中动作，但是在社交舞会中空中动作是被严格禁止的，因为社交舞是即兴的，在舞伴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做空中动作很容易受伤。那天我穿着一件红色背带裙，舞池很挤，他举起我的时候，我的背带裙被蹭上去一截。我们贴得很近，我闻到他身上发酵的啤酒味。我有点反胃。
哪怕在国内，我也算是小个子，在国外更是如此。因为体格小，在苏黎世跳摇摆舞的时候，常常有人在舞会上和我做空中动作，然后再尴尬地笑着道歉，“对不起，你太轻了，我忍不住想要把你举起来。”我觉得自己像马戏团里的被猴子戏耍的那颗皮球，心里像被塞了一块石头一样膈应，但转眼我又把石头裹上一层糖衣：也许这是他们觉得我可以胜任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呢。于是我总是傻傻一笑，至今也没有严肃地对这些人说过“不”。
那天也一样，我脸上还是笑着，答应了和Jakob跳第二支舞。但他的手一碰到我的腰，我脑海里就闪现出他抱着举起时的尴尬场面。心里的那颗膈应我的石头在胃里翻滚，我煎熬地等待这首音乐结束。鼓手打下最后一个鼓点，我准备礼节性地说完谢谢然后拥抱再见，但是靠近拥抱的时候，他却直接贴到我的脸上亲了一口。
石头爆炸了，脑子一下被切断了电源。我懵了。
身边人来人往，下一曲音乐的前奏已经响起。我只好执行着预设的程序，我的笑容还粘在脸上，我还是谢谢了他，然后说完再见，自己走向了角落。
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卷入了一个与自己争辩的漩涡。
只是亲一下而已，别小题大做了，免得破坏了大家的兴致。
但我真的觉得恶心，有人在意我的兴致被破坏了吗？
也许他只是太开心了，你知道西方人总是更开放些。上次那个法国人第一次见你，给你行贴面礼，你不也没什么吗？
但这不是贴面礼，他也不是法国人，而且他先是很不尊重地将我抱着举起来，然后在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下亲了我，这就是性骚扰！
也许你有什么行为发送了暧昧的信号呢？就像这次，你应该当时马上告诉他的，你还笑着说再见呢，他没准觉得你还挺喜欢他的。
可是我当时真的脑子短路了，要是再来一次，我绝对当面告诉他！
他还在这里呢，你可以现在走过去跟他说。
我......算了吧，我要怎么说，说了他会笑我太敏感吗，别人会怎么看我？
恐惧和羞耻像麻绳一样把我捆绑起来，勒得我不能呼吸。我从舞会逃走了。
这个舞蹈工作室在苏黎世的酒吧一条街，这里的夜晚灯红酒绿，人头窜动。我常常觉得苏黎世过于整洁沉闷，像一件熨烫好没有褶皱的西装，而这条街则像是扎染的破洞牛仔裤，情绪充沛，富有生命力，我很喜欢这里。
但那天我从舞蹈工作室出去，却发现街上其实喧闹而肮脏，有人拿着音响在路边放着很吵的音乐，不时传来一群人的尖叫和大笑，我在公交站，瞥到售票机底下还有呕吐的残余，紧紧皱起眉头，连忙转过头去盼望公交快点到来。
等车的时候，有个中国人来跟我搭讪，后来又和我上了同一辆公交，在公交上继续和我说话，问我是不是在这条街上班。我顿时觉得他话外有话，但还是礼貌地回答我在大学念博士。他尴尬地笑了笑，指了指车厢前面和他一起的那几个人，说，他们都在这边的中餐馆工作。我看到他们同行那么多人，有点慌，开始想象他们尾随我下车——从公交站到家里有一段路是建筑工地，晚上没什么人......他继续和我聊天，我不敢正眼看他，只是敷衍地回答他问的问题。公交车开了两站，他们挥手和我说再见下了车。我抓紧扶手的手才松弛了下来。
下车后，我几乎是跑着回家的。到了家里，锁上门，我拿出手机马上给男朋友打电话，手还有些发抖。我跟他说完事情的始末，和勒住我的恐惧和羞耻。男朋友是瑞士人，我问他我反应这么大，是不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男朋友说西方人也不会随便亲别人的，但作为男性，他确实也觉得很难判断“暧昧的信号”。
是吗，难道真的是我不够“自重”？我在脑海中搜寻一切可能成为暧昧信号的线索。
我想起大概这之前一个月的时候，我在另一个舞会上遇到Jakob。我知道他在医疗系统工作，就在休息时顺便帮一个朋友问，如果在瑞士没有医保，要怎么取处方药。他在我旁边坐了下来，音乐很吵，于是他凑近了些说，“可以照常预约医生，然后开处方单，但是没有医保的话，诊疗费会很贵。你可以给我看看她需要开什么药吗？”我在手机上搜索了药的英文名，拿给他看，他又凑近了些，我能感受到他胳膊黏渍的汗液。我移开胳膊，下意识地往沙发边上挪了一点。他好像觉得我给他让了点位置，顺势也挪过来一点。看完药名，他按住额头思考了一会儿，好像有些为难，然后大义凛然地说，他可以用医生的身份帮我朋友拿药，我朋友只需要付药的钱。我被夹在他和沙发扶手中间，我一边不自然地把身体向沙发扶手倾斜，我一边惊讶这件事情这么容易被解决了，对他说，“谢谢，我和朋友确认后会告诉你”。他抓过我的手机，留了他的电话，说可以随时联系他，不管是不是因为我朋友的事情。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女性接受了他的帮助，保存了电话号码，在他不断靠近的时候她竟然只是移动了几乎不能察觉的距离，而不是站起来直接走掉，是不是他就会觉得她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思绪像点燃了打火机一样燎起了我的愤怒。我愤怒在那时候我没有狠狠地踩Jakob一脚或者扇他一耳刮子；愤怒男性期待女性的不反抗就是接受；更愤怒我还在为他开脱，尝试把事情全部怪在自己身上。我开始大声地在电话里一边骂一边哭，像个气急败坏的疯婆子。
男朋友安慰我说，也许你应该和一起跳舞的女性朋友聊聊这件事。
挂了电话，我在责备自己的懦弱和气愤Jokob的混蛋中辗转反侧。凌晨一点半，我打开手机，给一起跳舞的女性好朋友在聊天框说了这件事，我说我恨自己不成钢，为什么当时什么也不说。她说她和另外一个朋友其实也都觉得Jakob跳舞时老是贴得很近，所以他们在社交舞会上都躲着他。
“不要责怪你自己，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以找舞蹈工作室反映这件事情。”
朋友简短的话却像柔软的毛毯一样盖在我身上，我深吸了一口气，心像抓着公交扶手的手一样松弛了下来。也许在糟糕的事情发生后，我们真的也很需要一句——“不要责怪你自己”。
第二天醒来，朋友建了一个名字叫“Should we say something?”(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吗？）的群聊，拉了其他两位要好的女性朋友进群。我这才知道，她们都不喜欢Jakob：他跳舞和聊天的时候总是靠得很近，有时和他跳完两首曲子了，他还要求第三首，要是遭到拒绝，他就会说你是不是嫌弃我跳得太差，这时候大家只能连忙说，当然不是，只能不情愿地和他再跳一首。
听完我的经历，她们也很气愤，鼓励我和舞蹈工作室的人沟通，还告诉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她们说。我听完觉得自己有勇气去讲出这件事情了。
我真的有勇气了吗？
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和舞蹈工作室的负责人谈话，我每周一在舞蹈工作室上课，周五去他们的社交舞会，我可以写邮件或者在WhatsApp上发消息给我的舞蹈老师。即使我不敢一个人去，我也可以在群里告诉朋友们，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和我站在一起。可是舞蹈工作室又能做得了什么呢？他们会觉得亲脸是一件大事吗？即使他们觉得是，他们能做出什么改变吗，他们只是一个商业机构，不是警察，难道他们会在墙上贴几个大字“禁止亲脸”？
我又一次逃走了。除了这几位朋友外，我没有告诉任何其他人，什么也没有做，像处理从前经历过所有的骚扰一样，用忙碌的工作、愉快的新年和冬天的雪覆盖这段羞耻而愤怒的记忆。我逃得很成功，我好像很少再看见Jakob了，偶尔在舞会上瞥见那张令人生厌的脸，我会立刻转身去买饮料或是和熟悉的朋友投入一场热烈忘我的交谈。
直到2023年2月的时候，我去伯尔尼参加一个舞蹈节，在上课的门外正面撞见他，他在门口抽烟，挥手和我打招呼。我假装匆忙地需要赶着去上课，笑着打了个招呼，就快速走进去了。然后那一整天我都在讨厌自己竟然还对他笑得出来。
晚上我最不想面对的事情发生了，在舞蹈节的舞会上，他拿着一瓶啤酒向我走来。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语气僵硬，说挺好的。我没等他说什么，又连忙说我现在需要休息，不想跳舞。他说，很高兴再见到你。但他没有走开，站在离我一米不到的地方。空气中又充斥了那股令人恶心的啤酒味。我下意识地想要躲开到舞池的另一边，但我厌倦了自己的逃兵行为。我告诉自己，凭什么做错事情的是他，要逃走的人是我？应该是他见到我就躲得远远的，要是今天他再来找我跳舞，我绝对狠狠踩他一脚，然后理直气壮地拒绝和他跳舞。
他没有来找我跳舞，我理直气壮的心理建设终究没有付诸实践。我小心收拾着因为和Jakob打照面时抖出来的羞耻和愤怒的碎片，我用舞蹈节的闭幕、和朋友们追赶回苏黎世的火车、打包一块布朗尼在火车上的谈笑这一切新的关注点覆盖这些碎片，确保它们不会割伤我的手。我真的很擅长用忘记原谅一切。
从舞蹈节回来两天后，一个不是很相熟的跳舞的女孩给突然我发来消息：我上周在舞蹈节和Jakob有很不愉快的经历，A（should we say somthing? 群里的一员）告诉我你也有相似的经历，你有几分钟可以聊一下这件事吗？
我拿着手机，正襟坐下来，在聊天框里问她，发生了什么？
女孩儿来自瑞士边上一个很富有的小国家，列支敦士登。她们国家也用瑞郎货币，说德语，和瑞士文化几乎没什么差别。
她是新年前和Jakob在舞会上约好一起注册伯尔尼这个舞蹈节的，注册的时候，Jakob说他有个表兄就住在舞蹈节附近，如果她愿意，可以和他一起免费住在那。去舞蹈节在朋友家借宿是很平常的事情，她马上答应了，很开心省了找住宿的精力。
后来，新年过完，她被Jakob邀请去他家里的一个聚会。那天Jakob喝了很多，她离开说再见的时候，Jakob亲了她的脸颊。她回忆起来觉得Jakob是冲着她的嘴去的，但是她躲了一下，就只亲到了脸。
"哪个正常人会在说再见的时候亲你啊？——但也许他只是喝多了，脑子不太清醒。“她当时这么想。
直到舞蹈节开始一周前，Jakob发消息给她，问她介不介意到时候睡在一个房间。即使那次聚会奇怪的亲吻在她心里闪着红灯预警，但是她在旅行时常常和异性共用卧室，这对她来说不是大问题。
过了两天，Jakob又来戏谑地问她，那个房间只有一床被子，你介意吗？
她回复Jakob：“我他妈的当然很介意！”她心里的红灯变成刺耳的警报声。
第二天就是舞蹈节了，她没能找到新的住处，她错过了舞蹈节的第一天。Jakob给她发来道歉，希望她还是可以去住，他自己会带上一个睡袋，所以不用担心。
就像那天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一样，Jakob也在试探她的边界。我们往后躲一步，他就向前侵入一步，但若是我们筑起围墙，他也会后退到那个穿着白衬衫斯文的模样，然后我们又卸下防备，把围墙亲手拆了。
女孩儿拆了那道围墙，因为她真的不想错过期待已久的舞蹈节。她安慰自己，就睡一晚，应该没关系的。
她来了舞蹈节，Jakob在舞会上邀请她跳舞。Jakob又喝得很醉，舞跳得稀烂。女孩儿拒绝了第二支舞的邀请，身体往后退，想和这个醉酒的男人保持距离。结果Jakob走过来想要抱着她亲，她惊恐地推开了他，然后转身去衣帽间拿包和外套想要快速离开这里。Jakob追过来，拉住她的胳膊说她误会了。那一瞬间，在衣帽间狭窄的角落，她曾经被另外一个醉酒男人强奸的经历被抖落出来，像锋利的玻璃碴子刺向她的神经，她痛苦地几乎是吼出来，“放开我！”
那天晚上她在Jakob表兄家的客厅待了一宿，几乎没睡着。早上Jakob从浴室出来，只裹着一条浴巾，惊讶地看着她，问她为什么睡在客厅，那天真的语气好像昨天在舞会上喝醉的人不是他。
她马上收拾东西走出了公寓，并给Jakob发了消息说他周末的行为很过分，以后不想和他再联系了。
Jakob风清云淡地道歉“对不起如果你觉得我冒犯了你，给你带来了不愉快的经历，但至少你能告诉我具体是什么事吗？”
“我恨‘对不起如果你觉得我冒犯了你......’的道歉句式，言下之意不过是‘对不起，你的感受不过是因为你那敏感的女性大脑又开始有妄想症了！’我也恨自己，有那么多次我心里闪过警告的信号，我都用各种理由把自己搪塞过去。你知道吗，这是因为我再也不想做回那个总是对醉酒男人过度反应的女孩儿了！”她对我说。
我真想抱抱她，也想抱抱自己。
她在西方文化长大，我在亚洲文化长大，但她的经历听起来熟悉得刺耳：无论在哪种文化里，我们都不想做那个反应过度的女孩。我们在边界被侵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后退躲避，我们那么擅长给侵犯我们的人找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害怕是不是自己想多了。然后糟糕的事情发生之后，折回来又责怪自己——“我早该想到的！”
如果有人打了我们，我们立马知道那个人是错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控诉，反抗和寻求帮助。而性骚扰呢，是藏在迷雾中的伤害，羞耻感像一块黑布捂住受害者的耳目，想要确定自己受到了伤害，也要和自己较劲折磨先扯下那块羞耻的布。
我决定去舞蹈工作室举报Jakob了，不管舞蹈工作室能做什么，哪怕是让更多的人知道需要堤防这个人，也会少一些人再受到伤害。
来自列支敦士登的这个女孩也加入了我们的“should we say something?”的群聊。她说她也写邮件给舞蹈节的组织者了，会和我们实时更新他们的回复。我当晚也写邮件给我所在的舞蹈工作室，经过女孩儿的允许，我在邮件里提到Jakob也对别人造成了伤害。
写完邮件，我打开和Jakob的对话框，想要告诉他，四个月前，他的亲我的行为对我来说就是性骚扰。我想证明自己真的很勇敢了，也希望如果更多的人告诉他他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许他会开始反思自己真的错了。
我打好了字，踌躇要不要发送的时候，男朋友刚好打来电话。我告诉男朋友我想要给Jakob本人发消息。男朋友说，可是你现在发了消息，如果舞蹈工作室对他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一定马上就能把事情联系到你身上，我担心你的安全。
是啊，苏黎世并不大，他知道我在哪里上学，知道我出没于苏黎世的所有舞会，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男性，一个医生，他要是想报复我，是那么容易。我退缩了，我对自己说，等等看舞蹈工作室怎么回复我，我再决定要不要给他本人发消息吧。
两天后，我受到了舞蹈工作室的回复。他们感谢我能够把事情说出来的勇气，他们说性骚扰在他们组织的活动上是“零容忍”的，他们会找Jakob谈话，并禁止他在他们工作室上课和参加社交舞会。
我看到邮件，好像听到了胜利的号角，我连忙把邮件截图发到群聊里。但是来自列支敦士登的女孩回复我，这个处理很强硬，她和Jakob的事情就发生在几天前，Jakob很容易把这个处理怪罪在她身上，如果舞蹈工作室这样做了，她会很没有安全感。
胜利的号角戛然而止，我很愧疚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害怕被Jakob报复，但在我兴高采烈地分享这封邮件的时候，我竟然没有站在女孩儿的角度想过她会不会害怕被报复。
另一个女孩儿建议，是的，如果舞蹈工作室去和Jakob沟通的时候只有一个案例，就很容易和一个个体联系起来。但既然这群里的五个人都或多或少受过他的骚扰，我们剩下的人也可以给舞蹈工作室写信，让他们掌握更多的细节，和Jakob交流的时候就不容易连接到某个人身上。同时，我们还可以建议舞蹈工作室的老师和伯尔尼舞蹈节的组织者也联系一下，互相沟通处理办法，获取更多的信息。
所有人都同意了这个建议。那天下午，看着大家接连把发出的邮件截图发在群里，我觉得我们像一排举起盾牌的女战士，坚不可摧。在社会大环境没有给予个体足够的安全感发声时，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寄托在一个群体内。
那天下午我妈给我打电话时，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跟她谈论了女性主义。我知道改变母亲的思想像融化铁块一样难，但我想也许我这次能融化一个小边角，女性群体的力量又多了那么一点。我开始和很多朋友分享这段经历，希望我们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害怕，同时也相信自己总是有说出来的勇气。
于是，我把群聊的名字改成了——“We should say somthing!" （我们应该说些什么！）
几天后，舞蹈工作室给我们所有人回复了邮件，说他们跟Jakob谈过了，没有提及一件具体的事情或姓名，并说明了这些信息来源并不仅仅来自一个人，他被禁止参加他们工作室的课程和舞会。Jakob表达了歉意，并问需不需要他也离开其他地方组织的舞会。舞蹈工作室在邮件里询问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让Jakob离开其他的社交舞会，他们会帮助我们转达。
我大舒了一口气，觉得心里那个缺漏的洞好像真的被补好了。但当我看到“需不需要我离开其他地方组织的舞会？”我脑海里又立马浮现出Jakob一脸天真地问，“是不是因为我跳得太差了，所以你不想和我跳舞？”这是他真的在诚恳地悔过，还是又是他在试探边界的伎俩？
我还是分不清楚。
Jakob从舞会消失了。我终究没有给Jakob单独发消息，也没有回复舞蹈工作室——虽然我确实希望Jakob远离所有的舞会。
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写完这个故事后，我又勇敢地接受了自己的不勇敢。
我惊讶又心疼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成长经历是没有经历过性骚扰的。而所有人在时过境迁，伤口变成伤疤之后去讲述那些经历的时候，我还是能感受到她们的恐惧、厌恶以及再一次发生她们可能还是会手足无措，以及一遍又一遍地表达：“我当时不想做那个反应过度的人。”
当我们能理直气壮地、公开地去讨论“性骚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下一次我们一定会勇敢很多。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4月三明治
“短故事学院”
4月16号-4月29号，新一期短故事学院即将开始，我们希望用14天时间帮助你寻找并写出自己的故事，资深编辑将和你一对一交流沟通，挖掘被忽略的感受和故事，探寻背后的人文意义和公共价值。让你的个体经历与声音通过你自己的独特表达，被更多人听见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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