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南极16次的女生，早就不相信模式化的人生｜新气集

文｜李梓新

姚松乔的教育道路有些神奇。

在山东一座小城完成初中学业之后，她通过考试来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高中。又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在上海见到了美国第一所女子学院曼荷莲学院的招生官。得到了全奖提前录取之后她去美国度过了本科四年。

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前，她申请到盖茨奖学金到剑桥大学读地理专业，后来又申请到思科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社会创新的MBA。

这一路的奖学金获得者经历或许只塑造了一个“精英”的标签，但姚松乔最清楚自己的轨迹。从小时候对南极的向往，到长大之后有机会去了16次南极，并作为讲师参与全球第一次大型女性科学家南极考察领袖计划。她知道自己最想探索的是自然和人类的关系。所以她在毕业后，选择了最有挑战的方式，回国创业，创办了可持续创新教育机构“野声WildBound”。

我和姚松乔相识于六七年前三明治在五原路的工作室“故事公园”。这么多年，她还是那个笑容腼腆的女生。她刚在三明治短故事学院写下她和姥姥之间的故事。在这期节目里，我和她聊了聊，今天的年轻人在成长中，如何接入全世界的资源网络，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本期嘉宾

姚松乔

“野声WildBound”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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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网络连接

李梓新：这期节目我请到我的老朋友松乔，今天我们想聊的是一种主流叙事以外的“alternative”，你觉得呢？

姚松乔：对。其实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主流的人，可能有一些经历或者是学历会让人觉得我很主流，今天我们可以探索更多复杂性和多样性。

李梓新：记得我们上次见面还在故事公园，在五原路。从简历介绍来看，你去过美国第一所女子学院——曼荷莲女子学院，然后又去过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读书，你还创办了“野声”这个独立的环保创新教育品牌。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做跟环保相关的事情？

姚松乔：我从小有两个特别大的爱好，一个是大自然，还有一个就是当老师。我外公外婆都是教师。小时候对教育的那种兴趣可能是无意识的，并不是特别清楚教育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但是对大自然的那种感知是更有意识的。高中、初中的那几年特别忙碌，有很大的升学压力，要拿奖学金出国，有点把小时候的兴趣忘记了，直到大学，重新唤醒了自己小时候的热情。

李梓新：你小时候是在哪个城市长大的？

姚松乔：山东东营，算是一个三四线小城市，也是特别新的一个城市。

李梓新：然后你大概16岁才到上海读书。

姚松乔：对，高中的时候去上海，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崭新的大城市，跟小城市特别不一样。那时候年纪小，我经历了很长一段适应期，可能比我后来去美国和英国的适应期都长。

李梓新：在山东读书的时候想过出国吗？

姚松乔：小时候在山东，出国好像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我小时候上过一个剑桥英语的少儿班，在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父母他们一直很积极的去寻找一些替代性的方案，他们考虑过要不要送我去私立学校，或者是去澳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虽然在一个小城市，但他们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让我出国念书的可能。到上海以后，出国念书这件事情才变成真切的，我可以去达到的目标。

在学校，我是不错的学生，但我不是保证每次都拿第一或者特别细心的那种学生。我大考的发挥比平时好，心理素质可能还不错。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特别碰巧，有三四年的时间，上海教委做一个实验性的项目，上海的市重点面向全国招生，我们可以通过考试进这些市重点，可以在上海参加高考。我毕业以后不久，这个项目就被取消了，它算是一个实验性的项目，但没有坚持下来。那几年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来讲，是改变人生轨迹的。

李梓新：听起来蛮神奇的，命运突然开了一道口子，过几年又迅速关上了，你刚好身在其中。那时候公立高中最终出国的同学多吗？

姚松乔：我们一届的高三同学只有七个人选择去美国，所以当时出国留学不是一件特别普遍的事，我的选择有点另类了。我没有参加过高考，选择出国。

李梓新：你当时觉得一定要拿到全奖才出国吗？

姚松乔：我的父母觉得他们一定要支持我，但是我自己比较希望拿到全奖才出国。我们那个年代出国的留学生，拿全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些。当时我们还有一种“陪太子读书”的感觉，美国非常精英的学校需要一些“多样化”的补充，就会寻找发展中国家来的成绩不错，但是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的学生。他们直接给我们助学金，不叫scholarship，叫financial aid。

我申请大学也是很巧合的，我只申请了一所学校，就是曼荷莲，我的本科学校。当时我给很多学校都写了信，刚好曼荷莲的招生办的主任说他会来上海，就跟我约了一起喝咖啡，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面试。因为才十六七岁，我非常紧张，所以我去学校的网站，基本上把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读了下来，记住了特别多内容。面试的时候，我们聊得非常开心，当时招生官说，你可以考虑申请我们的early decision。我没有再申请其它学校，曼荷莲也给了我全奖，所以我就决定去这个学校。

李梓新：你后来也拿全奖读了剑桥，再读了牛津。抛掉个人努力的因素，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观念的拓宽，或是对如何连接世界资源分配网络的探索。在国内，我从学生时代到参加工作，都是很难完全地去了解这个网络是怎么运作的。可能是美国精英的学校为了diversity，需要邀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但这样的信息流能够流到当时的上海，流到你个人身上，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很神奇的连接？

姚松乔：当时的我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我是怎样连到这个世界的。我26岁的时候在剑桥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加拿大人，也是拿了全额奖学金去剑桥念硕士。我们说，如果回想十年前的自己，你能想到这十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16岁在上海念高中，肯定不会想到我十年以后会坐在剑桥的Formal Hall。当时我拿的是盖茨奖学金，在美国念了一个学位，这期间已经做了很多探索。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探索世界的人，毫无畏惧，有这么多的支持和网络，我有一种特别被支撑的感觉。我本科念的是女校，有一个很好的校友网络。我毕业的那两天，原本以为会很伤感，但那两天的感觉是我加入了一个更大的校友网络，一个1837年起开创的女性互相支持的网络。我们学校的创办人曾经说：你要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作为女性，你也要这样去做。这些经历，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这些信心和勇气，都不是来源于我个人的，而是来源于学校和校友，这绝对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李梓新：我有点感慨，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所在的网络还是跟世界的网络有点不一样。如果一个学生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能不能去想象我去哪里得到一些支持？有没有可能去申请世界某个角落不为人知的奖学金？他有没有自己去探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alternative的思维。除了头破血流地去往主流里卷，我们有没有去创意地想办法？反而在2020年代的今天，我觉得这样一种思维变少了。类似这样的一些机会，你是怎么样去发现的？

姚松乔：梓新说的中国年轻人现在的这种勇气不是很足，或者是更多人往内看，我不确定我完全同意。一定程度上，至少在学业这个方面，我们过了最开放的那个时期。

寻找机会，有点像量子物理，你要去看才能看到。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的兴趣是某一种牵引力，让你持续去做这个研究，也许是你之前给自己的一些线索，就像你在网站上看到的奖学金链接。去剑桥和在牛津也是非常机缘巧合的。盖茨奖学金在美国还是比较有知名度，但是当时在中国没什么人知道，所以大家不是特别的关注。但我记得有一个学姐拿了这个奖学金，我就有这个印象，在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我不想花钱去读，我记得这个是个全奖，就去申请了。

其实机会是很多的，不同的人在设立这些机构或者奖学金的时候有自己的侧重点，找到自己跟机会的融合点，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了。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了解可能比较深，也跟我高中毕业后能去美国念书，可以熟悉西方的话语体系与运作模式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这几年回国创业，才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系统。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摆在网站上，让大家公开申请，很多事情，你只有做了一步，才能够看到下一步。这种探索精神和社会各界给年轻人开放的资源我是很珍惜的。

在求学和创业中认知自己

李梓新：不断拿到奖学金，是一种履历的叠加，我很感兴趣，你在得到这些新的学习机会的过程中，如何认知自己？剑桥牛津毕业之后，会有很多光鲜的工作等着你，你最终选择回国创业，这也包含你如何思考自己是谁的命题吗？

姚松乔：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高中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思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可能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那个时候申请出国，就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我记得我的申请文书改了非常多遍，那也是最开始的写作训练，我写的这个人是不是我？之后不管是哪一次申请，都是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去看我哪里又有成长，哪里有变化？

我高中在学校做了一个公益社团，高二的时候我带了一批高中生去云南，那是我组织的第一次研究性学习，我把去云南的故事写到了大学申请里。申请剑桥地理系的时候，我回顾自己工作之后做的事情，我做了跟河流有关的研究，在云南跑了很多大江大河。所以申请剑桥的时候，我写的也是去云南的经历，这个巧合很有趣。去年的最后一个月，我又把整个团队带去云南大理，做了一个月的游牧办公。关于云南的主题不断回来，当它不断回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可能这个是跟我自己非常有关系的。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感受到创业很辛苦，创业的时候要做很多的决定，我会想我是不是应把产品规模化，去赚更多的钱，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NGO？或者我应该就做一个学者，好好做我的研究，不用靠这些东西来维持我的收入。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先锋特别尖锐，非常反资本主义，大学的我肯定会一眼指出我现在品牌里面的漏洞。

然后我就给我的大学导师写信，我说我觉得二十岁的自己可能不会特别自豪我三十岁做的事情，我好像有点向系统妥协了，为了维持一个团队的生存，维持自己的公司，好像那些理想主义的锋芒变弱了。我大学的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给我回信说，你应该意识到了你这些关于自我探索和人生意义的问题会陪伴你一辈子吧？你不会以为到了三十岁，这些问题就会离开你吧？或者是你大学毕业以后就再也不用想这些问题了吧？这当时给了我一些慰藉。

李梓新：这些真实的体验对你来说也是对原来所身处的精英主义圈子的反思吗？你的校友资源和履历，好像可以让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份光鲜的工作，而你主动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姚松乔：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差点进一个管理咨询机构，但我当时选择去一家环保公益组织。做投行或者是做咨询的的一些朋友，他们说每个月月底看自己的钱放到存款里，钱在变多，但是他们的这个生活每天都不变。我每天的生活都在变，但是钱就没有。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的富有。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没有觉得哪一种选择会更好，如果有金钱的积累，或者是其它资源的积累，可能三十多岁才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四十多岁也可以去探索，只不过我把我的探索的时间都放在了二十多岁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对我来讲，这不是一种权衡之后的一个选择，而是跟随自己的幸福和跟随自己的激情所指引的。也有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对于世界的渴望和探索的这种热情会更强烈一些。那几年，我没有觉得我放弃了什么东西，也没有过很困难的权衡。

李梓新：想自由地去探索探世界和去创业之间还是有点距离，因为创业意味着很多责任，反而不一定能那么自由了。你怎么迈开这一步？

姚松桥：你说得特别对，年轻的时候觉得创业更自由，以为创业可以选择自己做的事情，选择创造自己的东西。我当时觉得创业更像一个艺术家，但现在我意识到，创业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压力，意味着你要面对很多自己并不擅长做的事情，包括你要为其他人承担责任。我们的教育的项目，我也要为我的学生承担责任。

一方面，我的探索体验都是我承担责任的基础。我有很丰厚的土壤，见过很多样的事情，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对于压力和突如其来冲击跟改变有更强的容忍度。另外一点，我做的事情，我非常相信它的价值，我愿意去为它去努力和付出。创业是四年前的事情了，我那个时候还是二十多岁，当时有两个力量共存，一种是狂妄自大的能力。一种是是谦虚。有的时候，你需要一点点狂妄之心，才敢去做这件事。但是，你又必须足够谦虚，其实你没有所有的答案，你要不断的学习。认清自己身上特别多的短板，需要别人的支持。

我这几年考虑得很多的是我要不要把我的短处掰成一个长处？还是说我就聚焦在我的长处上，然后努力去找跟我互补的人？这个过程当中，以前在学校里面想要当好学生的心态其实不是特别有帮助。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探索，然后不断地去把那些不属于你的部分剥掉。创业有帮助我加速这个过程。创业也是探索，虽然有责任，但我觉得其实是非常自由的，有创造力的。

李梓新：最开始就是想为中学生群体打造可持续的体验式教育了吗？

姚松乔：“野声”这个事情真的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不是我想清楚一个模式，然后一步一步地去测试我的假设。当然假设然后再验证这种创业方式也非常可取，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科学方法。但是“野声”这个项目不是来自于精心设计和验证假设。因为多次去到南极，我看到了完全置身于大自然当中对人产生的影响。人们到了南极，不管是六十多岁的四十多岁的，都突然之间变成十万个为什么。突然之间所有的问题都来了，所有的求知欲都来了，对生命有种惊奇感。他们对于地球和环境的感受会强烈非常多。为什么大家都到四十多岁，六十多岁才能够有这样的体验？我觉得应该从孩子的时期就要有这样的体验。当时从心里出来的一个calling就是要带孩子去体验自然。但具体这件事情怎么做？“野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经历了好几次的进化，但当时的确就是在南极，在几千万年的冰川前，在鲸跃的瞬间，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能够体会到这种跟自然连接的瞬间。

十六次南极之行

李梓新：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你放弃了在世界银行工作机会，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南极？去南极几次之后怎样影响你后来做的决定？

姚松乔：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的。这跟我现在会做体验式学习也是很有关系的。大二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洪都拉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家，我们跟当地社区的一个NGO合作。回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因为我不是学工程或者建筑的，没法造房子，我也不是学医的，没法治病救人，我甚至不是学教育的，都没有办法教书，我西班牙语还不怎么会，我觉得自己空有一腔热情，有开放和善良的心，想跟别人交流，但是没什么实际的价值。大三我在德国交换，当时我一个人在欧洲穷游，我把生活费留下来，买学生火车套票去欧洲。我记得我每天给自己的预算，吃住加起来是25欧元，我要么就是做沙发客，要么就是住青旅。我去了很多的城市，很多地方，还去西班牙走了朝圣者之路，徒步六天。回到美国以后，我自己坐大巴从美国去墨西哥，从墨西哥北边穿到南边。回国之前，我又去哥斯达黎加探索了一整个月，就是因为我听说哥斯达黎加是一个特别环保可持续而有幸福感的国家，我去那儿的有机农场呆了一个月，去海边做了一个礼拜的海龟救助志愿者。这些探索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实际地跟世界接触，不管什么形式，好像那个才是真实的。学校里书本里的东西对我来讲不能满足我当时对世界的渴望，一份高薪的工作，稳定的家庭，或者在一个城市settle down，这样的生活对于当时的我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像火焰一样，非常有能量。疫情之后，我突然觉得现在离那种生活还挺遥远的，但那个时候给我积累了特别多宝贵的经验，

李梓新：那你个人是因为什么契机，可以去十六次南极？

姚松乔：虽然我去过很多次，每一次也都特别不一样。我从小就有一个去南极的梦想，老实说，我在商学院的时候有点无聊，当时有一个去南极的机会，我商学院的同学都帮我出主意和筹钱，我就众筹了我第一次去南极的船票。我在剑桥就是研究的是北极，作为研究人员，去这些地方是很贵的。去南极的船是一个游船，一般游船上面都会有一个探险队，里面是科学家，或者是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会给大家进行讲座，也会进行前期的向导工作。我就自告奋勇地在船上做探险队的志愿者。帮大家做翻译，做各种体力脑力的劳动。我还没有下船，探险队长就说明年你就来船上工作吧。那个工资其实相比我其它MBA的同学的工资是非常少的，但我觉得在南极工作的机会非常宝贵。

我在商学院毕业的时候也发现了另外一个项目叫作“家园归航”，是一个女科学家的南极考察的项目。这个时候我已经去过南极了，但是我非常想去这个项目，我是读女校的，又关注科学发展，这个项目把我很多的兴趣爱好都给融汇在一起了。项目的截止日期已经过了，于是我就写信给这个项目的创始人，我说我去过南极，还可以在南极当探险队员，请你让我参与这个项目。结果他还真的回了我的信，他可能也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中国小姑娘发了一封这样的邮件？他跟我说你可以用一页的纸来做一个pitch，我当时就做了一个海报。种种努力之后，最终我作为唯一一个中国人参与了这次的项目，这是全球最大的一次女性科学家的南极考察。当时有77个人，那是在2016年。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有二十多个中国女性参与，我们还出了一本书，叫做《我们选择的自己》。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怎么这么有勇气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这些事情？创业这几年来，我的自信心有下降，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力了。现在的我更希望那个时候的我可以多给自己一些力量。

李梓新：你现在的勇气是在这么内卷化的教育社会里，仍然想去持续地给中国的孩子带来自然体验的机会。我知道你现在是通过跟学校而不是个体合作的。我在想象，即使是跟学校合作，在整个大气候比较内卷的情况下，去做这样的推进是不是也蛮多阻力的？

姚松乔：现在好一些了，刚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很难，但它的涟漪会一点一点扩大。“野声”现在所倡导的可持续教育，在强调内在和外在的可持续。不仅仅是关注地球、关注气候变化，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这种巨大的议题。我们也关注我们自身，我们是不是可持续的？我们自己是不是幸福的，是不是充实的？一个人有这种内在的可持续，才能够更好地去推动外在的探索和改变，这个两个东西其实是不能分开的。

我们的主流教育把我们从一个完整的人分割成了不同的部分。我们都在讨论头脑的层面，都是在使用工具、逻辑思考，忽略了我们心灵成长。学生也好，成人也好，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身心完整，各个方面都完整地去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去让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光照耀出来。在教育的层面上面，我觉得要让学生越小去体验到这种感觉越好，越早去体会到他们自己的完整性和复杂性，能够可持续地运转。但是这样的教育必须让学生在社会上有出口，要有合适的企业让他可以去工作，他要可以去创业，他要可以去表达。

现在的社会这么内卷，自然会卷到教育，因为教育就在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原始材料。我们现也会做一些企业的咨询，因为我们培养出完整的、内外可持续的人，他们一定要有完整的内外，可持续的工作的场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校成为这样子的学校，有更多工作的地方成为这样的地方，整个社会才会推进。我还是一直非常相信，永远都不要怀疑一小群人的能力，因为一开始都是从一小群人去开始改变的，但这个肯定是不容易的。最近一年，尤其是疫情之后，我看到了更多的是希望，疫情是全世界共同上的巨大的一节课。

重建完整的自我

李梓新：真正让孩子的父母去意识到一个孩子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似乎还缺乏一个去衡量和认知的标准。这些东西本来就没有标准性，但是这个社会比较希望有标准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看得懂的、可衡量的。

姚松乔：当我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一小群在努力的人的时候，看到我们实际在合作的学校和孩子的变化，我是乐观的，充满希望的。但当你看到整个社会，很难不悲观，很难不被这个现状所吓倒。有点像爬山，一开始你会觉得那个山无比的高。

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它可能不是一个衡量好坏的标准，就像我的大学，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学校。这样多样化的一个社会，一个教育的体系会让我们都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虽然可以有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够被标准所定义，没有标签，我还是一个完整的人，还是一个值得去探索、值得被爱、值得去拥有、值得去付出的一个人。这种很强的安全感在我们的教育、家庭和社会当中是不够多的，因为我们太多地关注到了外在的标准。那个标准固然重要，但有可能有一些universal的标准，每一个孩子都不完美，但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发光点和值得他去探索的最适合他的路径。

李梓新：我们能不能不问车子和房子，而是问你在这个人生阶段有没有观念上的刷新？有没有找到一种跟自己相处的好的状态？我们现在的交流能不能用这种语言作为相对主要的交流内容？

姚松乔：最近有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来找我，他问我，你对你的生活满意吗？你这样快乐吗？我就说我觉得是满意的，是充实的，我感觉我是很深入地活在生活当中。但我每天其实还是有很多头疼的事情，还是会有起起伏伏，的确也还没有房子，但是有一份内心里面对这种不平衡或者不平和的接纳。我们在探索或者朋友之间交流的时候，可以去连接自己完整的那个部分。

李梓新：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跟自然的连接。全人类如何跟自然去相处，取得平衡，你个人对这方面是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姚松乔：长远来看，我并没有那么乐观，但是我用一种乐观的心态在做事情。不管是气候的预测，还是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其实都不是特别乐观，但是真的事在人为。我们继续去努力，有可能十年以后或五年以后会有转机。

李梓新：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有没有像你当年做的“爱心社”那样的中长期的小的研究群组吗？

姚松乔：有这样想法的人其实是不少的。去年我们把两个高中的学生聚在一起，做了一个青年大会，让他们自己去说他感兴趣并且愿意长期去做的一个议题，一定要去支持他们去做。我从高中到现在创业都是一步一步地积累，不断地尝试你想要表达给这个世界的东西，这个东西也会不断进化，迭代成长。

李梓新：我知道你正在写书。

姚松乔：我过去在世界上的探索，就像一直在吃饭，但是没有消化。写作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消化的过程，消化以后变成什么样的养料，其实我还不是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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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音频编辑：备备

片头原创配乐：李其乐（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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